第三篇:评析“倪柝声的早年时期”

George Gao • 2019-07-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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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概况

许梅骊的《警钟长鸣——倪柝声与中国地方教会》一书,正文总共有二十章,除去第一章“我的成长与上海地方教会”和第十二章“我的旷野年日”,真正讲到倪柝声与地方教会的只有十八章。开头有七篇序,其中两篇是许梅骊的自序,讲述她写作和出版的目的,另外五篇是外人作的序——为其装饰门面的。正文后面还有“结束语”和“跋”,是作者不厌其烦地提醒读者应该从倪柝声的形象吸取教训,并再次谈及她出书的“负担”。最后,为了佐证她说的可信度,又附加八篇资料。

总之,她担心别人对这本书有异议,就尽量美化她写作和出版的动机,以达名正言顺之效。更好听的,是“神的恩典和带领,赐给她负担,又赐给她勇气,也使她回想起那些不愿回首、早已丢在背后的心酸往事”(参引“跋”)。试问,她真的把心酸往事早已丢在背后了吗?事实上,这是一个大大的谎言。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她还在搜集关于倪柝声的负面资料。可以这么说,她一直没有忘记对倪柝声及地方教会的仇恨和愤怒,从而借着出书机会来发泄,并达到遮盖她自己从前的失败和羞耻之目的。一个基督徒若不以基督为遮盖,反而凭借这等小伎俩企图美化自己,是多么可怜又可悲啊!

纵览《警钟长鸣》全书,彻头去尾,又去掉许梅骊的个人经历,再去掉正文里抄来的地方教会发展史,剩下的就是作者对倪柝声及地方教会教导的评论,以及各种引证资料,所占篇幅较少。如果她仅是将评论内容出版,似乎构不成“书”,又给人感觉那是专门针对并攻击倪柝声和地方教会的。因此在这本书里,作者很巧妙地东拼西凑,同时祭出她自己的推论和观点——无非是倪柝声做什么都是错。这是她的所谓的“负担”,以及出书的真正目的。

根据这本书的大量引用,以及结构上的心思缜密,很难相信这本书完全是出自一个八十岁高龄之人的手,这背后定有一些仇倪者作主笔。可叫人惊讶的是,他们不去作文学(或能得个诺贝尔文学奖),却在殿和坛中间做起杀撒迦利亚之事,其所流义人的血,必要都归到他们身上了(参太二三35)。这是多么愚妄啊!

其实,从这本书的第二章开始,细心的读者就能察觉作者的险恶用心,哪是神给她什么“负担”,完全是凭其推理和心机作为手段来攻击倪柝声的。甚至,有些内容为着后面的章节作铺垫的,就是一步步地抹黑倪柝声,叫读者不知不觉被卷入其中,先是在心思上产生质疑,然后在各种小资料的化学反应下,被动地接受其推论和观点。一旦读完整本书,满脑子都是倪柝声的负面印象,仿佛无法反驳,加上许多读者对历史一无所知,便误以为许梅骊的说话和引证无懈可击,那就是“真实的历史”。实际上,这便是撒但及仇敌的诡计,导致多人上当。

现在,笔者对这本书的正文部分逐章分解,抽丝剥茧,一一评析;仅以第二章开始,来窥探许梅骊的推理和心机,作为揭开仇敌面纱之序幕,从而说明作者如何居心叵测,以及小丑们的人格是何等低劣!


评析《警钟长鸣》:第二章“倪柝声的早年时期”(1903~1927)

在第二章里,作者重温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和倪柝声的成长背景。谈及倪氏早年追求(1920~1923),开头就承认“无庸置疑,倪柝声是神在当年所拣选的众多器皿之一。他于1920年得救,当即奉献自己事奉主,并且竭力追求。这些都不是偶然的事。神所赐给他的天生资质正是为要使他被神所用。”(14页)

但是,在谈到“受教于和受恩 ”时,作者说:

“他(倪柝声)又有一位爱主深邃又身体力行的属灵导师和受恩,使他在属灵追求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年轻的倪柝声从她身上感受到基督生命的馨香之气,也把从她那里所得到的灵性知识,用文字介绍到国内,使华人基督徒获益。和受恩教士脱离英国圣公会,倾向于弟兄会,接受浸礼,但是带有当年内在生命派和弟兄会所常有的精英思想。她在福州独立传教,对传统教会没有好感,也无往来,认为在他们中间不得救的人很多。倪氏在得救初期就受到这种精英思想的感染。他的脱离宗派教会虽然是受到和教士的影响;但是他却更走向极端,说‘宗派是罪恶’,非脱离不可。”(16页)

【评析】:作者先是赞扬和受恩教士,并说“使他(倪柝声)在属灵追求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又说“把从她那里所得到的的灵性知识,用文字介绍到国内,使华人基督徒获益”。接着,作者的说话就似乎矛盾了,她认为和受恩带有“当年内在生命派和弟兄会所常有的精英思想”是极端的,并且倪柝声说“宗派是罪恶”,非脱离不可”更是极端的。一面,倪柝声从和受恩那里打下良好的基础,并使华人基督徒获益;一面,倪柝声从和受恩那里受感染,吸收了极端的思想,并走向了更极端。

作者在《警钟长鸣》第十二章“小结”里又说:“三十余年来,我在华人教会和美国教会聚会。2011年,召会的张锡康曾经写到作者:‘她在公会里,不在我们中间。’原来他依旧认为,凡不在地方教会的都是公会。我非常安于目前的教会生活,因为虽然在一个看得见的教会聚会,但是我们的心胸却是怀着所有在主里面蒙救赎的神的儿女。我在参加圣餐(擘饼)时的心情也是如此,因为都是在‘我们’(基督的身体)中间,一起敬拜记念主。我觉得无限喜乐,因为我是古今中外所有神的儿女中的一分子。这种喜乐是我往年在地方教会擘饼聚会中所没有尝到的。”

什么叫公会呢?在创世记十章三十一节启示人分裂的四种方式:根据他们的宗族(表征肉体上的关系);根据他们的语言,就是不同的文字、观念、领会和发表;根据他们不同的地土(表征领土);以及根据他们不同的邦国。人一旦成为属肉体的宗族(按着肉体的口味而形成),就会有固执己见的言语发表出来(引起争端和难处),然后又会有地土分割成为领土(分成不同的领区),至终就会成为邦国,或者说公会,结果就是分裂。人类的历史如此,我们若查考基督教的历史,看见基督教的分裂亦如此。

在英文,“公会”(denomination)这词包含“邦国”(nation)之意。在预表里是邦国,在基督教里是公会。公会的意思就是那“有名称的”(denominated)。在预表里有邦国,就如衣索匹亚、埃及、示巴等;在基督教里就有公会,如路德会、长老会、圣公会等。这些都是邦国或公会,都是分裂的。上世纪二十年代,在中国所有的牧师和传道人都喜欢用“公会”这词,等到神兴起地方教会来定罪公会,于是牧师和传道人就停止使用这词。虽然他们已经不再用“公会”一词,但他们仍然持守着不同的名称。每一个公会,每一个称呼,都是一个分裂。

什么叫作宗派呢?在希腊文里,宗派这词与异端一词同字(hairesis,英文化为heresy),意即标新立异,成为与众分开的派别——宗派。宗派加上特别的名称,就是公会。加拉太五章十九至二十一节清楚地说,宗派乃是出于人的肉体。这段经文也给我们看见,在成为宗派之前,必先有私图好争并分立;宗派成立以后,就产生嫉妒。这是何等羞耻!这岂不是今日基督徒中间的情景么?我们岂不该随着住在我们里面,圣别我们的圣灵,拒绝这样出于肉体的事么?

构成宗派的因素:(一)特别的信条。基督徒所共有的信仰,乃是惟一的,包括三一神,基督的身位和工作,就是基督之所是,和基督之所作,以及圣经的神圣权威。若在这些基要信仰的真理之外,把其他的事,就如浸信会的受浸方式,长老会的治会制度,灵恩会的说方言,以及其他会别的蒙头、洗脚等,或一般的道理,如被提的时候和次数,预言的解释,及对一些经文的看法等,也当作基督徒的信仰,弄成特别的信条,就会标新立异,成为宗派。(二)特别的交通。有了特别的信条,就会将基督徒划分成不同的团体,各自在他们不同的圈子里,在信徒共有的交通之外,有特别的交通。这种特别的交通,也使实行这种交通的信徒,构成与一般信徒分离的宗派。(三)特别的名称。特别的信条,也产生特别的名称,如某某会、某某堂等。这种特别的名称,更具体的使那些以这种名称标称自己者,构成有名称的宗派,而成为公会。公会在英文是deno-mination,意即命了名的宗派。所以这种特别的名称,是认识基督身体的人所不该有的。信徒只该有耶稣基督这独一的尊名,不该在这尊高的名以外,高举任何的名称。说我是某某会的信徒,不该看为光荣的事。

再简单来领会,什么叫作宗派呢?就是分门别类,就是分宗分会,就是不一。以弗所书四章一至三节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和合本)”。使徒保罗以他为着教会被囚的身份,劝我们要保守一,这个一就是基督身体的一。神的呼召就是要我们作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所以我们必须竭尽所能活在基督的身体里,保守这身体的一,不有分于任何的分门别类、宗派和公会。

现在我们回头来看许梅骊的话,有两点是肯定的:(一)她认为倪柝声说“非脱离宗派不可”是更走向极端,难道脱离宗派不是圣经的教导吗?(二)她离开地方教会的聚会,自满于公会的聚集,所以她也像许多牧师和传道人一样,对“公会”这词忌讳甚至厌恶。所以,当张锡康说她在“公会”里时,她傲慢地说:“原来他依旧认为,凡不在地方教会的都是公会。”难道这“公会”一词是张锡康命名的吗?再退一步讲,“公会”一词是倪柝声及地方教会命名的吗?由此可见,许梅骊等人,根本不懂什么叫公会,什么叫宗派,她对圣经有关方面的教导,也是一无所知。她不过是站在反倪及反地方教会的立场上,为了反对而反对。

再则,她说:“但是我们的心胸却是怀着所有在主里面蒙救赎的神的儿女...我在参加圣餐(擘饼)时的心情也是如此,因为都是在‘我们’(基督的身体)中间,一起敬拜记念主。我觉得无限喜乐,因为我是古今中外所有神的儿女中的一分子。这种喜乐是我往年在地方教会擘饼聚会中所没有尝到的。”这种说法给人的印象,就是地方教会不承认甚至拒绝地方教会之外的神的儿女,擘饼聚会也是狭隘的,以至于她从未尝过这种喜乐。这是何等的谎言和心机啊!

我们来看倪柝声是怎么说的。论到接纳人,他说:“我们看见一件事,就是基督徒的接纳,乃是根据在基督的接纳上面。你们要彼此接纳,像基督接纳你们一样。所以换一句话说,基督徒的接纳,是根据于基督的接纳。再换一句话说,基督所接纳的,我们不能不接纳。今天有一个罪人已经被基督接纳了,我们就必须接纳他像一个弟兄一样。如果有一个人是基督所接纳的,而我们不接纳他,我们马上就是一个宗派,不是一个教会。...什么叫作教会呢?就是在这一个地方,凡基督所接纳的,我们都接纳。你们在上海,神没有叫你去接纳南京的弟兄,也没有叫你去接纳重庆的弟兄。乃是要你接纳在你那一个地方的弟兄。你必须接纳所有基督所接纳的人。我如果要看这一个教会是不是天津的教会,只要看天津所有得救的人,她接纳不接纳。假定在天津的弟兄要挑选,只接纳某一种基督所接纳的人,不接纳某一种基督所接纳的人,就不是教会。你们不能说,和你们同样的,你们就接纳;和你们不一样的,你们就不接纳。你们不能以任何理由不接纳一个主所接纳的人。不然的话,你们就不是教会。”(《敞开的门》第二十三期<上>)

论到擘饼聚会,倪柝声说:“主叫我们每主日擘饼,就是要我们不忘记各地各方的教会,并非独立的为教会,乃是联合而为一个教会。故用一个饼来代表,叫我们记得:中外古今的信徒,和地方教会虽多,仍是一个饼。...你在聚会里,不该只看见坐在你旁边的那几个弟兄姊妹,你该看见整个的基督的身体。所以,你所作的事,不只和二百个与我们一同聚会的人发生关系,乃是和整个基督的身体发生关系的。因为我们只有一个身体,所以,你虽然只是一个肢体,你所作的,就是基督身体作的...。” 当有弟兄问,“有一些信徒,对于我们所信、所持守的道理上有所挑剔,他们又严严持守自己的(查经班),又要来擘饼,并在擘饼聚会中讲道,我们当如何对付这等人?”倪柝声答:“如果像你所说的那一班人要来擘饼,我们应当愿意的、喜欢的接纳他们。但是,我们并不是接纳他们所在的公会。他虽是在公会里的人,我们并不因他未脱离公会而不接纳他。”(《聚会的生活 教会祷告的职事》第二章)

从以上两段话得知:倪柝声再三地强调,基督徒的接纳是根据基督的接纳,并且擘饼聚会也不是狭隘的,而是应该看见整个的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个信徒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然而,许梅骊从未尝到喜乐,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若是因为她说的地方教会心胸狭窄,导致她不喜乐,那么事实上并非如此,此话不成立。那究竟出于什么原因呢?这是她与神之间的事,实在要问她自己。不过,我们不难看出,这个人到公会聚会后,贬地方教会的功夫更深了,拍公会马屁的本领也学到了。只是她对圣经懵懵懂懂,对倪柝声及地方教会的教导,更是一知半解。不能说她曾在地方教会聚会过,或套用几句经文,就以为她有多么高的属灵认知。其实,说白了,以她这样领受的水平,加上她理性的头脑,对倪柝声及地方教会的教导,认识片面,甚至肆意攻击,都不足为奇了。


在许梅骊给读者产生“倪柝声脱离宗派是更极端”的印象后,她继续说道:

“和受恩只是倪柝声最初的启蒙老师。当倪氏于1929年回到福州时,曾经粗暴地斥责她不应该对青年男子进行教导。和教士不予回答,也没有对他所写的《属灵人》提出意见。和教士对他还是十分关心,爱才心切,在1930年临终时,还将自己所用的圣经遗赠给他。但是和教士除了在1923年曾经叫他顺服比他年长的王载以外,没有对他再有什么劝导。”(16页)

【评析】:这段话并无引用出处,可见是作者听来的,并加上自己的揣测。但从另外的资料得知:“虽然和教士给那时在主里还十分年轻的倪柝声弟兄许多属灵的帮助,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在一些真理上的看法和见解没有一点相异。比方说关于妇女讲道,他们的看法不同。后来她的外甥女黎教士作见证说,和教士从来没有跟倪弟兄为这事互相争辩。有时候倪弟兄来到白牙潭,和教士很乐意把讲台让给他,她自己在下面安静地听。从这里可以看出,主在她身上所做的工是何等的深。需要一个无己的生命,才能忍受别人的异议,记着别人的好处。这一切对于青年的倪柝声弟兄实在有深远的影响。”(陈希曾,“抛锚于无限-和受恩的故事”)。陈终道说:“照黎教士所说,舅父得救后不久就受到和教士栽培,...一直维持到我舅父讲妇女蒙头,和反对妇女讲道,才渐渐疏远。虽是如此,但舅父在他的讲论中还是不时提到和教士。...1948年,当我回到福州时,黎教士对我讲及舅父后来反对妇女讲道的时候,和教士从来没有和舅父发生任何争辩。有时候,舅父到白牙潭去,和教士很乐意把讲台让给他。”(《我的舅父倪柝声》,14页)

不难看出,作者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是,和受恩是倪柝声的恩师,但倪柝声这个人忘恩负义、目中无人,连自己的老师都要“粗暴地斥责”。实际上,这只是对真理上的看法和见解发表不同的观点,但作者别有用心地用“粗暴和斥责”来形容,以此叫人怀疑倪柝声的品格问题,反倒暴露她自己的人格问题。再则,作者可谓神通广大,竟然断定“和教士除了在1923年曾经叫他顺服比他年长的王载以外,没有对他再有什么劝导”。这意思是,倪柝声是个不听劝的人,也是劝不得的人,更是单独的人(这不过是为书中后来的篇幅抹黑倪柝声的人品作铺垫)。这样看来,在作者的用心里,一面想抬举和教士的大度,另一面又不经意地透漏和教士是多么小气?!

但我们众人所知道的,倪柝声很敬重和受恩。只因为有这份敬重,所以得到她最大的帮助;只因为有这份敬重,他非但不怕被责骂,反倒宝贝那些管教,什么时候他觉得自己灵性软弱,爬不起来了,就把自己送到和受恩面前挨一顿责备,灵里反倒起来了;只因为有这份敬重,那时有六十位左右的青年人在和受恩那里受教,这些中国青年,个个都被她责备、指正,到末了,几乎都不敢去了,最后只剩下倪弟兄一人(李常受,《历史与启示》,第二篇)。由此可见,他们之间的师徒情谊何等深重!以至于和受恩教士在故去前,把重要的东西——几乎把所有属灵的书籍、著作、信札、以及圣经,全都遗赠给倪柝声。既然他们师徒情深,就算大吵一架,又有什么呢?!让我们来翻翻他们师徒的“吵架”历史:

倪柝声自己见证说:“有一次和教士写信告诉我,确定说不要我参加她的聚会。但聚会到的时候,我去了,是从门缝塞进去的。和教士一看见我,就说,你来得正好,我有许多事要与你谈谈,我需要你的帮助。在这一件事上,我也没有因和教士而被绊倒。...一九二六年我在白牙潭,有一天我看见一分叫Witness and Testimony的报刊,上面有一篇文章是杰弗瑞(Jeffrey)写的。和教士看了那篇文章以后,就对我说,杰弗瑞要分出去了。我不以为然,就对和教士说,你总是喜欢说大话,说特别的话,你的脾气就是这样。岂知过了一、二个月,杰弗瑞真的分出去了。...今天人很容易因着一点的事就被绊跌。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叫我们不因任何的人事物而被绊跌。”(《倪柝声恢复职事过程中信息记录》,第二篇)

读者试想,如果把和受恩换作是许梅骊,那么倪柝声说的每一句不温和的话,岂不是都要成为他的黑历史?因为若翻旧账和记仇,这天下恐怕没有几人能比得上许梅骊!其实这类事,对于当事人都不觉得为难,或彼此需要记仇的,但在外人许梅骊的眼里,就意味深长了,变味了。我们看到师徒闹矛盾的一面,也要看到师徒温馨相处的一面,因为我们不能像许梅骊,只看消极,专门挑刺和找茬,也实在需要积极地看待人事物。譬如:一九二五年除夕,倪柝声与和教士一同祷告,她祷告说:“主啊!难道祢真的让一九二五年过去吗?但是在这未了的一天,我还是求祢今天就来。”几个月后,他们在路上相遇,和教士拉着他的手说:“真希奇,为何缘故到今天祂还没有来?”大约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和受恩与倪柝声一道散步。当他们正在街上走着的时候,她对倪柝声说:“也许在转弯的时候,我们会遇见祂。”(陈希曾,“抛锚于无限-和受恩的故事”)。这些场面是何等温馨,为何我们总要记着吵架呢?!真可谓:什么样的人,看什么就是什么样的。


作者说:“那时,虽然中国基督教在各差会传教士的努力下,开始蓬勃发展、宗派林立;但是彼此之间并无明显异见。在奋兴布道运动中,各地各宗派教会都邀请有不同背景的传道人前来带领奋兴会;可见宗派主义并不明显。反而是在倪柝声抨击宗派主义的时候,把宗派主义的精神带了进来。”(17页)

【评析】:作者承认宗派林立,圣经也明明说到宗派是该定罪的,但暗指倪柝声是无事生非。那请问:使徒保罗为什么在书信中发出那么多提醒和警告呢?又为何责备说“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分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林前三3)?”中世纪改教运动的先锋,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认为信徒可直接与神交通,否定尼哥拉一党的权威,在他过世后,天主教以重振教会为由,将异端的罪名加诸于他,不仅将其尸骨掘出焚烧,还大肆逼迫其跟从者。约翰·胡司(John Huss)痛批天主教的陋习,甚至大肆批评教宗等圣职人员已偏离基督真道,贪爱钱财及滥权等,最终也被统治者以异端的罪名,处以火刑,为信仰殉道。再则,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将《九十五条论纲》钉在德国的威腾堡(Wittenberg)教堂的大门上,在教皇及保皇派看来,你不是无事生非么?本来情势一片大好,但你们非要折腾点事出来?究竟是为了什么?

许多人不理会圣经的教训,也不明白教会历史上神在作真理恢复的工作,所以他们闭起眼睛说,我很好,现在的属灵光景非常好。这就是闭眼说瞎话的类型。更可怜的是,他们责怪不与他们同流的人。在教会历史上,此等瞎眼之人,都有杀人之心,这道出为什么罗马天主教杀了那么多真基督徒。从前如此,现今也如此。有人责怪说,“倪柝声抨击宗派主义,把宗派主义的精神带了进来”?那今天的基督教四分五裂,宗派林立,是不是归咎于保罗?因为保罗在圣经中早已警告分门结党了,并定罪宗派是属肉体的——这也是一种抨击。甚至主耶稣也预知身体的分裂,所以祷告求教会合一。那么,主耶稣是不是也要负责任?

为什么有的人总是只看到消极的一面呢?主耶稣祷告教会的合一,那我们就不分裂;使徒保罗定罪宗派,那我们就不要有分于宗派;倪柝声抨击宗派,从历史事实讲,是不是让更多信徒认识到宗派的罪恶呢?这些都是积极看待事物的态度。但人若瞎眼看问题,都是消极的,并把一切罪恶看作情有可原或理所当然,因为他们仍落在黑暗里,却不自知,也不反省。


作者说:“倪柝声受到弟兄会的影响,进一步发展了地方教会理念。其实当年达秘所面临的是腐败的英国国教,与倪氏所处在由传教士所建立的第一代近代中国教会是不宜相提并论的。”(21页)

【评析】:从作者的话语色彩看,是要说明倪柝声发展地方教会的理念是错误的,是不应该的;倪柝声应该像别的传道人一样,投入到宗派的大潮中,不该建立什么地方教会。如果说,“当年达秘所面临的是腐败的英国国教”,那么,摩尔维亚的弟兄们,约翰·卫斯理与循道运动、韦尔斯大复兴与五旬节灵恩运动,他们所处的背景又是什么呢?除了国教的腐败,似乎找不出其它理由可以相提并论。按许梅骊的意思,弟兄们的运动都是多此一举。不难看出,作者赞扬由传教士所建立的第一代近代中国教会的光景,那是不是说,中国早期的自立教会,如席胜魔的“福音堂”、魏保罗等人的“真耶稣教会”、刘寿山的“中华基督教会”、敬奠瀛的“耶稣家庭”,以及王明道的“基督徒会堂”,都是不该出现的呢?

但只要读过中国教会历史的人,都清楚西方基督教差会凭借传教保护条款在华传教的做法,招致中国民族主义的排拒,给中国教会带来无穷祸患。一些眼光比较远大的西方传教士,早在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就已指出:中国教会,必须是有完全自主权力,自治和自传的教会。这是基督教扎根中国并成长壮大的最大保证。在1922~1927年的非基运动中,反教人士猛烈抨击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这时,大多数西方传教士才醒悟到应该把教会的领导权移交给中国信徒。中国教会的领袖们也意识到,为了与帝国主义划清界限,必须尽快建立中国化的教会,于是针对原来大部分教会对“外人、外资、外治”的依赖,提出了“自立、自养、自传”的“三自”方针。这一时期,最令人注目的,是出现了一批由华人领袖建立的完全脱离西方教会传统的自立教会,其中最有名的是张灵生、魏保罗等人建立的真耶稣会,敬奠瀛建立的耶稣家庭,倪柝声建立的基督徒聚会处和王明道建立的基督徒会堂:它们都是“自立、自养、自传”的中国教会,与西方差会没有任何组织上、行政上和经济上的关系。

按照作者的逻辑,由传教士所建立的第一代近代中国教会,甚好,没必要再建立什么中国本土化的自立教会。其眼光是何等短浅啊!不知作者是否读过近代中国教会史?!若照其说法,在肃反运动中,不仅可以定为反革命,而且简直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为什么没被重判呢?!此外,除去中国的大坏境需要,倪柝声发展地方教会的理念,完全是根据于圣经,花时间查读使徒行传时所得的亮光,使他从主领受负担,就是看见神要在各城市建立地方教会。他说:“主呼召我来事奉祂,不是重在各地开复兴布道会,使人多听圣经的道理;不是本身要作一个布道家。主乃是给我看见,祂要在各地建立地方教会,来彰显祂自己,并站在地方的立场上作合一的见证,使圣徒们在教会中各尽功用,过教会生活。神所要的不仅是个人追求得胜,追求属灵等等,乃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荣耀的教会献给祂自己。”(倪柝声弟兄第二次公开的见证)


作者说:“倪柝声在1932年讲到1924年一月在福州的同工们与他分裂的事。他说:‘1924年,我到杭州做点工,就见着了张光荣弟兄。这个时候,在福州有一点事情发生。因同工者对教会的真理看法有点不同。我因避免裂痕,所以就离开福州,暂住马尾。’可是在1934年八月,他在福州却说自己是被革除的:...到了1936年十月,他作见证又说自己在1924年是主动离开福州的。”以上三次都是倪氏的公开讲话:在四年之间先说自己‘主动离开’,后改为‘被革除’,最后又说‘主动离开’。到底以哪个为淮?(倪氏向来说话不随便,用字遣词从不含糊。)这两种说法之间的差异很大。被教会革除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而主动离开却显得自己的容忍谦让。在以后有关倪氏的各种传记中,都说他是被革除的;但是这些作者都不是当事人。”(23~24页)

【评析】:虽然作者说“倪氏向来说话不随便”,但是这里却暗示倪柝声是个善变或反复无常的人,这为后面章节如此定性作铺垫。这个事件的起因,是王载预备请宣道会守真堂的创办人吴伯瑞从上海到福州,在会所里给他按手为传道,而且要按立倪柝声为教师,也按立王约翰(王连俊)为教师。倪柝声知道这件事后,就不同意,并讲到约柜的历史。他指出,约柜就是基督,帐幕就是教会的外表;基督不在公会里,基督不在这一套外表里,如按立等事。他在众人面前把真理摆出来让大家看,也写信给同工们,又手印复本,发给每位弟兄姊妹。这封信寄出后,吴伯瑞就没有来,倪柝声很欢喜。但这一讲,王载按立的事就作不成功,使得他非常不悦,其他弟兄们因对真理不清楚,就都同情王载,觉得倪柝声是个有异议的人。(李常受,《历史与启示》,第二篇)

此外,倪柝声反对十二排的聚会挂牌作“福州基督教会”(后来他们又改为“仓前山基督教会”),并想作图章把聚会称为”福州基督教会“。倪柝声质问王载,对他说:“这件事就我看,不合圣经。你如果这样称呼,就把许多未得救的人包括了。我们得救的人太少,别人有四、五百人得救,所以不能称自己为‘福州基督教会’。”然而,因这两件事,就成为倪柝声被革除的起因。(参《倪柝声文集》,特会、信息、及谈话记录(卷一),第六篇)

当福州的同工们因对教会真理看法不同并发生大争执之后,倪柝声出远门到杭州传福音。这个时候,王载和其余几位同工,包括王畏三、王连俊、张启珍等,却在福州联合起来,说“倪弟兄不要教会了”。他们就趁着倪柝声出远门时,联名公开刊印文字,把他革除了,为要把他逐出福州那里教会的工作。(《张锡康回忆录》,第三章:主的恢复在上海的开始)

有些护卫倪柝声的青年人打电报和写信告诉他这个消息,催他赶快回去。因着学十字架的功课,布道工作又忙,倪柝声将此暂搁,不予回应。当时,他觉得应当作一点特别的事,所以又到南京,协助《灵光报》的工作。等工作结束,他便去上海,搭船回福州,在船舱里,他才把福州来的信和电报拿出来仔细看。他越看越生气,气到一个地步,里面实在不平。等船到了马尾,要靠码头时,他的气已逐渐消下去了,里头有话说:“不能争,争是血气。你要学十字架的功课,不要为自己讲话,要忍受,要接受。”于是他定意,回去以后什么也不作,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晨,把行李卷起来,离开福州,到另一个地方去,不再谈这件事情。可是船靠了岸,一群青年弟兄就包围上来,讲这讲那;等他回到住所,屋里、屋外也都是人,都在那里为他打抱不平。他里头又激动起来,就请大家先回去。

夜里他自己安静时,主又对他说话:“你不应该作任何事,应该离开福州。”所以第二天清早,他就送了一封信给那些青年人,告诉他们:“请你们什么都不要作,我的行李已经准备好,要搬去罗星塔。”就这样,倪柝声为了避免分裂,什么都没作,离开福州,搬到城外马尾附近的罗星塔。他一面觉得自己是个被革除的人,一面觉得不应该有纷争。另外,他也有一个很深的负担,就是专职作文本工作。于是,在那里他租了一所房子,然后从主接受负担准备出版《基督徒报》。(李常受,《历史与启示》,第二篇)

这件事的情节大致如此,有革除,也有主动离开,不管说哪一样,都行。但作者在词汇绕字眼方面,实在用心。


作者说:“王峙却是当事人。他在《王载见证录》中否认倪氏被革除。他说到当五位全职同工积极在各处开荒布道之时:‘倪柝声弟兄别有异象,离开我们,先到罗星塔与和受恩教士隔江相对;后至南京,上海等地。外间有人传言,倪弟兄为其同工所革除,并非事实,缪绍训弟兄与我都能为此作证。’金弥耳记载:‘1925年(注:应是1924年)一月,农历新年近了,福州的春节特会也照例举行,信徒从城里城外都聚了回来。这一年,王载寄了信给倪柝声,叫他别参加。一些工作的批评都落在他身上,他不在场的话,大家轻送。’事实上很可能是,王载等人在教会里透露了革除倪柝声意图,因遭到不少人的反对而作罢;倪氏因而自动离开福州。

倪氏坚持他们的聚会场所不能有名称。总之,倪氏主张完全脱离宗派教会的习俗礼仪,而其他同工却没有这样激烈。此外,倪氏多有单独行动,别人难以与他合作。其后倪柝声写了一首诗歌,“我若稍微偏离正路”。倪柝声在诗中吐露自己持守正路,忠诚向主,而别人则是为了功名;其实王载等人以后还是一生忠心事奉主。...倪柝声从此转向单独事奉的道路。他脱去了羁绊,可以自由地大展宏图,但是也失去了教会的保护和属灵同伴的制约。”(25页)

【评析】: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倪柝声在谈话记录中明明说到:“后来我被人请去杭州传福音,福州同工就在那时因那封信的缘故革除我。当时弟兄们与同工们意见分歧,弟兄们相信我,但同工们拒绝我。一九二四年七月我回来,请众人仍然合一作工。我提议从今后我出去外部作工。我不想要他们因争执的缘故分开,因此就离开福州。”(《倪柝声文集》,特会、信息、及谈话记录(卷一),第六篇)

另外,史百诚在《诗人与诗歌》 中说: “当倪弟兄开始在福州事奉主时,是和几位弟兄一起配搭的,其中以他的恩赐较突出,因此遭到一些弟兄们的嫉妒。当然,他们那时都是非常年轻,他们趁着倪弟兄离开福州去上海时,商量着要联名将其开革,这件事发表以后,整个教会起了骚动,多少人为倪弟兄打抱不平,而著者也亲自听见倪弟兄讲到此事...”

作者若不信倪柝声自己说的见证,又何必“将《倪柝声文集》细读了多遍”(荘序),敢情只是为了挑刺或找话语把柄?倪柝声自己都明确说被革除,作者竟然来个“事实上很可能是”,你的“很可能”有多大的把握性?作者既然说“被教会革除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也说倪柝声“用字遣词从不含糊”,自己却在这件事上“很可能是”,岂不是个冷笑话?而作者无非是要说明倪柝声并非因革除,而是主动离开的,只是为了否定倪柝声的容忍谦让。这点小心思,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接着作者就说到重点了:

(一)借倪柝声写的诗歌,暗指他自命清高,意思是倪柝声褒自己贬别人。这是何等荒唐的推理!就连水流职事站出版的诗歌赏析里,都不是这样解释的。事实是,这件革除之事发生后,倪柝声学习活在主的同在中,学习什么叫作十字架的对付,什么是对付己,也心甘情愿地走上主耶稣所走过的窄路。虽然他可以为自己表白,而且也有立场这么作,并且还有许多弟兄姊妹怂恿着他,鼓动他去作,可是他的确知道主的声音,也就能够“让你们去得着名声、富足、荣耀、友朋,让你们去得着成功、赞美、从者、兴隆。”如果他要得着名声,完全可以同意吴伯瑞来为他按立为教师;如果他想要友朋和赞美,完全可以不离开,因为许多青年人都与他站在一边。但是,他为了不想要他们因争执的缘故而分开,他选择了“但我只愿孤单、贫穷,在此不求亨通”。他学会了“让”,不与别人去争什么,他离开了,没带走一个跟从者。接下来,他搬到城外马尾附近的罗星塔,这是他人生中最孤单、艰苦和贫困的日子。本来他不需要落到如此境地的,但他却这样选择了。然而,这在作者的领会和语气里,读来却是变味的,难道作者的理解能力如此不堪,不过是故作文章罢了。

(二)借倪柝声的离开,暗指他以后就是一个单独的人,我行我素的人,不受教会制约的人。这无非是为了后面章节定罪倪柝声作铺垫。这类铺垫,在其它章节评析中会指出来,以让读者识破作者的诡计。


作者说:“倪柝声在得救以后,常向《灵光报》投稿,受到编者与读者的赏识。他曾经说到自己在1924年去南京的事:「我觉得应当作一点特别的事,所以就到南京,帮助一点灵光报的事。」灵光报当年是由贾玉铭创办;又和高师竹、焦维真等在全国著名的金陵神学院和金陵神学女校任教的菁英们所负责主办的。当时李渊如担任主编已经有三、四年,又何需倪氏的帮助?据李佳福分析,当年灵光报的人力物力、办报历史以及发行数量都比倪氏独力创办的复兴报及基督徒报来得可观。李渊如毕业于武昌女子师范(大学程度)、文学造诣深厚,又因巡回布道而闻名全国。她的资历明显超过三一书院(高中)毕业,办报经验仅年余,又局限于福州、缺乏人生历练的倪柝声。李佳福的推论是:倪氏只是来协助、分担李渊如的业务而已。”(25~26页)

【评析】:作者可谓用心良苦,八十岁高龄,视力竟比放大镜还要精准,找茬一个不漏!“帮助”与“协助”有区别么?协助也是从旁帮助之意。而作者的用意无非是说倪柝声高抬自己,把自己看作比李渊如还厉害,或与李渊如同等。但是,地方教会的信徒读李渊如在《灵光报》的这段历史,都知道她是主编,也很有才华,谁会想到倪柝声这“帮助一点”,竟会在作者的眼里是那么意味深长呢?!其实,这也是作者为后面章节定罪倪柝声高抬自己作铺垫,此类挑字眼的事,加上作者自己别有用心的解释,在这本书里随处可见。


作者说:“1926年下半年倪柝声病重,甚至有生命危险。他受到成寄归和李渊如的邀请,二度来到南京。他患严重肺结核,带有传染性,成寄归很有爱心地接待他住在自己家中养病。他说:「住在成先生的家里,仍是带病帮助校对成先生所译的《司可福圣经函授课程》。不过只改了头四卷,我就病得作不下去了。」 此书于1926年出版后,倪氏即在《基督徒报》上郑重介绍,且推荐读者参加次年在南京将要开始的课程。...为何倪氏要说「我们很喜欢…在我们的教训中…」呢?他所说的「我们」到底是指谁呢?当时李渊如还不是他的同工;而他与汪佩真也仅是初识。那时他二十三岁,得救仅六年;而对自己如此自信,俨若自己是与司可福平起平坐的圣经学者。这大约是倪柝声最早的一次透露出﹐他把自己与著名的圣经学者相提并论的话,发生在他去了南京之后。他在那里见到不少事奉主多年的属灵前辈;在大见世面之后,却是踌躇满志。此后,在南京的一些属灵前辈没有再与倪柝声有太多来往;倪氏却得到了李渊如和汪佩真等的支持。”(26~27页)

【评析】:作者要么是认知水平达到无知的地步,要么就是故意找茬,要么就是两者都具备,又把读者当作傻子。倪柝声在《基督徒报》上介绍司可福函授圣经课程,原文如下(《基督徒报》卷五,书报评议<五>):

【“司可福是美国一位被神所大用的圣经教师。他承继在达秘、吉利、格兰诸大圣经学者之后,将他们所著作者,尽量消化,编成此有系统的课程。他真是一位圣经学的大成者!并且,更从而发扬光大之。

此圣经课程可算为世界最完备的函授圣经课程了。因为其中不只是司可福一生从主所得的,悉在里面;并且,是神真理的教师,如达秘先生等著作中的结晶品。司先生已于前四年睡了;但是我们相信:‘他虽然死了,却仍旧说话。’我们很喜欢,因为在我们的教训中,有甚多的地方,都是与司先生有同样的见解,取同一的态度的。现在这课程已经陆续译成汉文,在一九二七年二月时,就在南京开课。我们以我们的同情心介绍此课程于我们读者的面前。末了,一句的忠告:无论何种书报和圣经课程,只能引我们到活水的泉源;但是,它们自己并非活水的泉源。读许多论圣经的书报及课程,而不直接再行查读圣经者,危险莫大于此!

要知道中文山司可福函圣经课程的章程者,请投一明信片到‘南京汉西门儿院司可福函圣经科’,即有详细章程赠阅。”】

这段介绍连傻子都不会认为倪柝声高抬自己,看自己是与司可福平起平坐的圣经学者。并且倪柝声说“司先生已于前四年睡了;但是我们相信:他虽然死了,却仍旧说话。”这已经很明显,这里的“我们”,并不包含司可福。若包含司可福,这话的意思就是“我和司可福等人都相信:司可福虽然死了...”。是不是极矛盾呢?在上个评析里,笔者还夸作者的视力如放大镜,但这里为什么视而不见,却又断章取义呢?前面的话,暗指倪柝声高抬自己,竟然能“帮助”李渊如;在这里,铺垫已进一步达成目的,就是为了说明倪柝声是个高抬自己的人,现在竟然与司可福平起平坐。作者竟还武断地下结论:“这大约是倪柝声最早的一次透露出,他把自己与著名的圣经学者相提并论的话。”

另外,作者又在词汇上故作文章,当倪柝声说“我们”的时候,时间起码在一九二七年二月,这时在上海的擘饼聚会早已开始。即便这之前,倪柝声在《基督徒报》上的文章,也经常用“我们”一词。请问作者,那些个“我们”是指谁呢?但我们从这些个“我们”,不难看出,仍有一些信徒与倪柝声同工,负责《基督徒报》的出版和发行,绝非倪柝声一个人全揽单独在做。并且,若有咨询,可以投明信片到‘南京汉西门儿院司可福函圣经科’。怎么晓得这个“圣经科”不是与倪柝声在合作或同工呢?

作者又说“他在那里见到不少事奉主多年的属灵前辈”,却没指明见了哪些属灵前辈。地方教会的信徒都知道,当倪柝声及地方教会定罪宗派后,公会里的人,特别是那些服事的人,大多都不喜欢他,有些甚至还反对并造谣来攻击和诋毁他。这并非秘密,是公开的众所周知的。“作者还说“在大见世面之后,却是踌躇满志”,这话充满不屑和嘲讽,满嘴世俗,其心如此。

接着,作者说:“此后,在南京的一些属灵前辈没有再与倪柝声有太多来往。”但是,李常受却说:“倪柝声有负担要作耶稣的见证,反对组织的基督教。因此,约从一九三二年以后,中国大陆的各公会都不请他去讲道了。不仅如此,那些领头的人,也尽所能的关门和拒绝;只有少数爱主的个人,还来寻求真理,寻求交通。到了一九三四年,公会中圣徒脱离宗派的风气颇盛,各处都有圣徒出来奉主的名聚会。特别是中国内地会,有好些弟兄脱离那个组织。在浙江平阳县,甚至有几乎整批内地会的弟兄姊妹,脱离了宗派。这件事使公会大吃一惊,也非常不愉快。因此缘故,他们对地方教会的这个见证,不仅批评、反对,而且完全关闭。结果,也有许多基督徒筑墙限制倪柝声,散布关于他的谣言。”(《历史与启示》,第十五篇)

然而,作者的用意无非是想一箭双雕:既暗指倪柝声高抬自己,又暗示倪柝声离开福州后是个单独的人,是个难相处或不受欢迎的人,又哪来的“我们”?由此可见,作者的认知能力绝对是低下的,但又是居心叵测、诡计多端的,堪比黄鼠狼还狡猾!


作者说:“倪柝声在《属灵人》中仅有一次提及宾路易师母的名字。按照他的信主年日和灵程,是不可能创作出如此浩瀚巨作。出书时,他的同工们就认为他是抄袭。他们大多是倪氏在三一书院的同学,英文程度都不差;可是他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有抄袭行为。到了1950年,倪柝声说:「我们要学主的榜样,对人说话时可以说,这不是我自己的话,乃是引用某弟兄说的。」这是否说明他后来有了认识,因而警戒后辈?”(30页)

【评析】:“《属灵人》这本书,他(倪柝声)从一九二五年就准备写,因着篇幅太多,一共十卷,需要较久的工夫才能完成。因此,他先写了一个缩小本,叫《灵修指微》。”(李常受,《历史与启示》,第二篇)

“现在蒙着神赐给我们力量和时间,所以我们能重新修改、翻译,并加上一些新的,成为这书。本书中,有不少的译稿(这些稿原著者的姓名,在目录上都记着)...”(倪柝声,《灵修指微》序)

“灵和魂分开的教训,我并不是一个创造者。慕安得烈说:‘教会和个人所应当最惧怕的,就是魂之意志和心思的过度作用。’梅尔也说:‘如果我不知道如何分别灵和魂,我今日的灵命,就不知如何了。’其他如司托克梅尔、宾路易、罗伯斯、盖恩夫人等,也都是作同样的见证。因为我们在主面前受了同样使命的缘故,我就很自由地引用他们的作品。因为引用很多的缘故,我就不在各处标明我从谁引来。”(倪柝声,《属灵人》序,一九二七年六月四日)

“我不妨批评自己。《属灵人》的出版是因外面的需要。按我自己是不配写这本书的。那时根据医生说,恐怕我只有数月的生命,我就想将我在神面前所得着的一点写出来。(本来我要写一本最完全的圣经注解,要解人所不解或不能解、不愿解者。)现在我不再出版这本书。这并不是说《属灵人》有错,但问题就在于它写得太好了,有神学,有断案,因而有些不属灵,这就是它的毛病。神所要的器皿乃是破碎的器皿,不是好看的器皿。神不愿一本书,一篇道如此详细,不需圣灵即可知道。因为神知道每本书每篇道,都有人的软弱在里面,因此需要圣灵在人里面引导他。”(倪柝声,《特会、信息、及谈话记录(卷五)》第一四一篇,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抄袭”乃窃取他人已成的文字为己有(摘自《辞海》)。倪柝声既已声明他是引用别人的著作,就不涉任何窃取他人已成的文字为己有之嫌。此外,专责出版宾路易师母著作的Christian Literature Crusade (简称CLC),也出版倪柝声的英文版著作,如Normal Christian Life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Sit,Walk,Stand (坐行站)及Love not the World(不要爱世界)等著作。若倪柝声真的“抄袭”宾路易师母的著作,为何拥有其著作版权的CLC,还为这“抄袭”的人出版书籍,而不控告他“盗版”呢?至于倪柝声翻译宾路易师母的著作,是有根可寻,且是光明正大的。他早年已亲自翻译了宾路易师母的《与基督同死的联合》和《得释放的途径》。然而作者说:“这是否说明他后来有了认识,因而警戒后辈?”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作者的想象力过于丰富,是否患了臆想症,不去写小说可惜了。


作者说:“倪氏脱离教会传统的主张和行动影响极其深广,对当年在中国的众多宗派教会伤害很大。他对教会传统制度的抨击也促使不少传道人和神的儿女,探索反思有关教会生活、个人生命追求、以及人人参与事奉等方面的课题。但是,也有不少传道人,以成寄归、王明道为例,对于倪柝声的极端说法深感担忧。达秘对于启示录2~3章的解经观点,是一种解经学说,并没有被基督教界所普遍接受。倪柝声不仅把它说成是圣经真理,并传于后世。”(31~31页)

【评析】:时代论,首先是由英国弟兄会的带领人达秘(John Nelson Darby)所主张。在美国,时代论神学乃是在十九世纪的圣经大会中引进的。后来藉着司可福圣经(Scofield Reference Bible),时代论就广为基督徒所接受了。在一九二四年创立的达拉斯神学院(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其宗旨为训练人如何解经。其创办人崔福(Lewis Sperry Chafer)的系统神学,及该院的院训都赞成时代论和前千禧年主义。直到如今,接续达秘的美国达拉斯神学院院长莱利(C.Ryrie)还在为这七个时代论观作修正与辩护。“时代论虽不为局部基督教改革宗人士接受,却为广大正统基要并福音派神学家及教会接受。”(马有藻,《基要信仰概论》,第十二课“论时代”,中国信徒布道会)

那么多人持守时代论,不知作者为何紧盯着倪柝声,难道后世之人传讲时代论,都是从倪柝声而来?再则,作者不赞成时代论是圣经真理,是不是比那些主张时代论的圣经学者们更要懂时代论呢?岂不知有许多真理在圣经里并没有明言,也是一种解经观点吗?你不赞成,就保留你的意见好了,但既然是一种解经学说,又被多人接受,你有多大的胆子就敢说那不是圣经真理呢?作者仿佛是一个神学家,或像个圣经学者,甚至比神学家还要神,比学者还要学者,什么都要你来推理并武断地下个结论,先不说你的人品问题,但从你的属灵见识来讲,真是瞎子摸象,蚂蚁头脑。


作者说:“倪柝声在重生得救以后,竭力追求、积极事奉。他受到和受恩教士的提携,善于吸收西方的神学精华,又敏感地觉察宗派教会的一些不健康现象;但是他喜于单独行动、过分自傲而缺乏谦逊,又把自己的著作当为真理。这些都成为他今后事奉的隐患。”(32页)

【评析】:笔者相信倪柝声并非是个完人,也有缺点,但绝不像作者此番描述的。对于作者的定论和铺垫,在上面已经指出多例了。在其它篇幅中,笔者知道仍要对这个问题作评析的。暂且问问作者:你看到别人眼中的刺,怎不想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在本章,作者的居心和圆滑,以及手段,都已昭然若揭。你描述倪柝声的,针对你自己,岂不正合适么?属肉体属鬼魔的写作,傲慢而死不悔改,把这本书邪恶的书当作警示后人的杰作,竟然毫无羞耻之心!何止是隐患,简直是毒瘤。

以上评析,足以窥见许梅骊的推理和心机,读者需要客观审视。在其它篇幅中,笔者仍会对其评析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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