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许梅骊和她的两本书

George Gao • 2019-07-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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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梅骊是谁?

一直以来,许多信徒并不认识这个人,也没听说过这个名字。林向途老弟兄在“《难泯岁月》读后感”一文里,曾对许梅骊这一生作了总结:“初中时期,她在里弄组织剧团演出,表现突出是积极分子;高中时期到女青年会国际礼拜堂,都是主席、主持人;上大学时是团契负责人;肃反时控诉倪柝声是典型积极分子;教会按当局意旨成立学委会时是秘书;之后又是执事;列席全国基督教会议;信徒是落后标志时就放弃信仰要求进步,拔白旗插红旗;各项运动努力配合批判信仰,倘非因反革命集团历史问题与父亲在台湾,许君还考虑过要参加共产党;文革后毛走下神坛,群众对社会主义感到茫然,许君又认罪悔改回头信耶稣;八十年代出国热,她移民美国,勤奋读书,取得学位和医生执照;年暮谢幕之前八十岁还有作为,出书爆料写教会历史,一炮而红、一鸣惊人。来势汹汹,既有英文版,又有繁体字版,简体字版。”

后来她又出版第二本书,出尽风头。可以这样说:“许梅骊,是与众不同的;一生中都是出人头地的,在任何环境条件之下,她都是佼佼者,喜好抛头露面,走在时代的最前列,是风头浪尖人物。”也许,我们读完林老弟兄的这段话,并无多大感触,但是细加分析许梅骊这个人,以及她所写的两本书,就有许多话要说了。倘若提取她人生中的重要篇章,如控诉倪柝声、放弃信仰要求进步,出书爆料哗众取宠,等等,就更值得人来评说的。

根据许梅骊在《警钟长鸣》一书中自述,她是1947年9月27日在上海的文德里受浸,参加地方教会的,那时她高中二年级。在1949~1951年间,她参加过好几次倪柝声所带领的“少数弟兄姐妹聚会”。当时,她全心投入大学里的团契事奉。在这本书第十章里,又讲到1952年她进二医后,还在教会里的青年工作属灵组事奉。直到1955年7月底,她开始被隔离审查。再到这年的12月上旬,当干部们给她看倪柝声的各种“罪证”时,她的内心就翻腾得无法控制,愤懑难以平息,随后她的思想才彻底转变。

她转变后有哪些积极表现呢?她在书中并没有说太多,算是一笔带过,接着她在第十二章里讲她的旷野年日(1957~1980)。起初在信仰上是挣扎的,然后逐渐走远,最后放弃信仰。放弃信仰后,她结婚,后离婚,她把自己第一次婚姻的失败,归咎于“时代的悲剧”;到1974年她再婚,第二次婚姻又是失败,简直走投无路。于是,在外浪荡了二十四年后,她终于回转到主面前。1981年冬,她来到美国洛杉矶,决心“莫谈往事”,又经过考试学习,取得行医资格,继续老本行。1989年她来到路州的首府贝城,参加华人教会,并在牧师鼓励下,在主日学中开始服事。后来我们知道,2011年3月,她出版了《难泯岁月——我和上海地方教会及倪柝声》;2018年2月,她又出版《警钟长鸣——倪柝声与中国地方教会》,此书是《难泯岁月》的增订本。

关于许梅骊的“我控诉”

不认识许梅骊不要紧,但翻开历史资料,在当时的官方报纸上,仍可找到许梅骊的“我控诉”这篇文章。在这篇控诉中,她说了以下内容:(一)为政府破获了“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她心中感到说不出的高兴、痛快;(二)她认为自己是被此集团毒害最深的基督教青年,并成为毒害青少年的帮凶;(三)她控诉在上海解放前,倪柝声和李常受把一批青年骗去台湾,并进行罪恶活动,因为倪和李是蒋介石的走狗;(四)她控诉倪柝声叫信徒不参加抗美援朝,是希望帝国主义重新来奴役中国人民的;(五)她控诉倪柝声叫信徒表面上要守规矩,但他们私下可以运用各种方式散布反革命思想毒素,并抵抗爱国主义教育;(六)她控诉“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教导,如不要爱世界,使她不爱国,变得对祖国对人民完全冷酷,甚至看到塔尖的红星,怕受引诱,好像犯了罪;(七)她控诉在肃反运动开始时,地方教会惊慌的种种表现,是为了隐瞒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八)她感谢组织上的耐心教育,终于使她觉醒过来。她控诉“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根本不是“年长弟兄姐妹”,而是一群最凶险的披着羊皮的狼,是毒害青年的罪魁;(九)她认为在祖国土地上充满阳光和自由,但她控诉反革命分子却把青年丢进冰箱,在他们的鼻孔里塞进棉花,叫他们过着窒息的日子,处处觉得不自在而忍受许多不必要的痛苦,并跟着他们走上反人民的绝路;(十)她认为政府逮捕了这批反革命分子真是大快人心,并希望曾经和他们在一起的人,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揭发“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丑恶罪行,与反革命分子作无情的斗争。(原载于1956年2月2日上海《解放日报》)

对于这番控诉,许梅骊在《警钟长鸣》一书中如此说:“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即使作者后来归回到主的怀中,还是不能回想过去,也不觉得后悔。我只后悔一件事,就是我离开了主。...1956年我在天蟾舞台对倪柝声的控诉只是说出我受到了他的欺骗,心中深深的悲哀和极度愤怒。...有人指责我对控诉倪氏而不悔改,却不指责倪氏本人的没有悔改。”(311页)

毋庸置疑,许梅骊对她曾经的控诉从未后悔过,也没有悔改过。林向途老弟兄说:“要算老账。许梅骊的账有得算:我刚接到一位陈弟兄的信,他也是当年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学生。因为在学习中强迫他发言,他说出了不同的看法,许梅骊便贴了他的第一张大字报,后来陈弟兄劳改了二十年。许君后来也没去认错道歉。你害人一辈子,可不是吗?在许梅骊所谓觉悟以后,检举揭发倪柝声的反革命集团,教会内部的人事,全部交代,以致在1956年初教会要开展肃反运动,当局在一个晚上就逮捕二百多人。这些血债,许梅骊还了吗?她当学习委员会秘书时,主持发动多少控诉会,硬将反革命集团的帽子扣在教会头上,卖主求荣,可耻之至。请许君今天表个态:全国地方教会聚会处到底是不是倪柝声反革命集团?许君直接间接送了多少人去劳改,这笔账怎么算?最严重的是许君伙同外邦人毁坏了神的教会。说许梅骊是全国最大的犹大,并不为过。”(《许梅骊所谓出书一年来的回顾》)

这样看来,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一)许梅骊把当时的控诉,以及她自己后来放弃信仰,归咎于倪柝声及“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因为她觉得被欺骗了。(二)当时她为了逃避受苦,作了犹大,致使许多信徒被逮捕被劳改。(三)她从来没有为卖主卖友而悔改;她自己说,在她开始要写《难泯岁月》时,俞崇恩(俞成华长子)提醒她,要她思考自己有没有亏欠,她说,“我还是很勉强,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312页) 可见,此人良心里毫无知觉,连不信的人都不如。(四)这样的一个人,从来没有真正悔改认罪过,还振振有词,确实是人格出了问题的。(五)从她所出版的两本书之行径看,今天她仍在作拆毁教会的工作,还继续拆毁主借着倪柝声兴起的地方教会恢复的建造。

为什么要出版《难泯岁月》?

许梅骊在《警钟长鸣》自序中说:

第一,“作者自从1981年来到美国以后,对于上海地方教会过去所发生的事,一直保持莫谈往事的态度。但是1995年史伯诚出版了《倪柝声殉道史》一书,用太多的谎言美化倪柝声。当年由原在国内地方教会的黄得恩和张锡康与作者不约而同地分别写信给他,以当初的史实对《殉道史》的内容逐页作出纠正,予以规劝。2003年,梁家麟所著《倪柝声的荣辱升黜》表达了对1956年倪氏被政府控罪的考证意见。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的考证是有根据的。对于梁氏的批评辱骂真有排山倒海之势;使我惊奇的是,在各个地方教会负责人中怎么没有一位长辈诚实地起来告以事实,澄清历史,平息争论。这就成为作者写《难泯岁月》以明真相的起因。”

第二,“《难泯岁月》的书题,不仅是为了回忆过去的历史,更重要的是为了思古惜今,作为今天的借镜。...但是这本书所不得不涉及的一些事实与问题也许会使人惊愕、忧伤。但是这绝不是作者的意图。我写此书的目的是要从教会的种种史实中,看到神的拯救和恩典。...本书所着重的是我个人亲身经历的见证和我所能够知道的有关上海地方教会以及倪柝声的事迹,最后有所探索和反思。...我只是尽自己所能,尽量作出客观陈述,不作「非黑即白」的结论。因为神在圣经中所写的人物也都是如实说来,并不隐瞒。”

第三,“对于上海地方教会的过往,至今还存在着很不相同的观念。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对当年的历史史实不够瞭解。我只能按照自己所知道的事实,予以回顾。...总之,这是一本反省的书,使我们通过明白历史、反思过往,以致在个人的灵程以及教会的道路上,去除各种障碍, 走在神的旨意中,使神的心意得到满足。”

为什么要出版《警钟长鸣》?

许梅骊在《警钟长鸣》自序中说到这几方面:

第一,《难泯岁月》中曾经采用张锡康于1987年在上海所写《六十年来的回顾》)的不少资料(手稿)。但是在《难泯岁月》出版以后,张氏于次年十月出版了《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将原著手稿进行大量删改。因此她有必要依照张锡康随后出版的《回忆录》而重新加注资料出处,也有进一步说明事实的必要。

第二,2015年8月陈希曾出版了《晒熟的美果-倪柝声的诗歌及其源考》,除了详述倪氏的诗歌渊源以外,还对他的一生作出传记性的记载。许梅骊认为,陈希曾避开倪氏的负面史实,好像那些事从来未曾发生过一样。并且认为,张锡康和陈希曾这两本书的出版,可以被看为是在美国地方教会体系中对《难泯岁月》的间接反应。

第三,许梅骊认为,有增加地方教会史料的愿望。《警钟长鸣》所提供的內容不可能全面、平衡;唯部分过于详细的內容,或可作为窥探全貌的借镜。她又认为,有介绍倪柝声全部理念的必要。很多信徒读了倪氏的一些文章颇为获益,却并没有深入他的全部理念。但读了《警钟长鸣》的粗浅尝试,能够激起一些对倪氏理念有负担的弟兄姐妹认真地、有系统性地、全面地研读倪氏所有的原始著作,这将有益于日后进一步认识倪氏及影响创造条件。

对许梅骊出版两本书自序理由的回应

第一,出版《难泯岁月》早有预谋

上海的徐腓力弟兄(张愚之弟兄的女婿),他和许梅骊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就认识,1952年和1953年两次在上海“基督徒大专中学聚会”时,他是中学部的负责人,许梅骊是大学部事务服事的负责人。他说:“九十年代初起,许梅骊数次寄给我关于倪柝声弟兄的负面资料,还有一列收件人的名单,有些是我认识的,大约一半是我不认识的,包括前上海杨绍唐教会的,上海灵粮堂的,还有洛杉矶其他教会的牧师等人,我感觉不对,是不是要拆毁倪弟兄教会恢复的工作,先造舆论,大造声势,扩大影响!当时我就写信反对她,在爱中责备她所做的是得罪人,亏缺神荣耀的。”(https://shanghaichristianassembly.org,“徐腓力的见证”)

由此可见,许梅骊要出版《难泯岁月》是早有预谋的,并非如她所说的“一直保持莫谈往事的态度”,或如她在自序中说的“写《难泯岁月》真相的起因”。

第二,什么人结交什么人

对于梁家麟所著《倪柝声的荣辱升黜》,暂且不谈太多。因为这本书所谓的“史实”资料,谬误太多,并多次引用“流传”、“听到”、“据说”,“假设”等,作为其立论的根据,且梁氏态度矛盾偏颇。这种对“史实”的心态,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若称梁家麟为历史学家,简直有辱“史学家”这个称谓。但许梅骊认为,“他的考证是有根据的”,可见什么人结交什么人,一丘之貉,又可谓臭味相投。

第三,诡辩和狂妄

许梅骊惊奇地方教会以外的人闹得声嘶力竭(指对梁家麟及《倪柝声的荣辱升黜》的指责和批评),地方教会的人却是一片沉默。因此缘故,她就有必要来写《难泯岁月》,以告以事实,澄清历史。无疑的,许梅骊以英雄自居,但是她确实无视地方教会中弟兄姊妹对此的回应,如倪徐恩秀等人的;从她的心里发出诡辩:“倪柝声的亲属说的话可信,还是外人说的话可信呢?”她就是用这类说辞误导读者,发出偏颇的引导和疑问,叫人以为亲属的见证都不可信,没有说服力,唯有外人说的才是真实的。此外,因着地方教会中老一辈同工大多都去世,现今活着的人很少知晓那时的情形,于是她就仗着“第一手资料”,认为自己最有发言权。这是何等狂妄!

第四,属灵的认知非常肤浅

许梅骊根本不懂关于圣经中对于处理“真理”和“个人事件”的教导,她对属灵的认知是非常肤浅的。一般说来,在教会生活中,若有不合适的事情发生,根据马太福音18章15~17节中所举的原则,由当事人带见证人同去处理,若是不听,就告诉教会。所以原则上是由当事人直接告诉教会,然后负责弟兄才会进入,继续关心这件事情。若有人为罪恶所胜,我们原则上都是照着遮盖、或挽回这个犯罪的人,而不是对外宣扬,否则反而遭受神的咒诅(请参考创世记9章22~27节所述挪亚后代的情形)。基督徒只是为真理而辩,对于犯罪的人,乃是依照约翰福音8章7节主耶稣的教导,“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犯罪的,谁就拿石头打她”。基督徒不要在个人的事上争论,但是我们要为真理而辩,在福音的真理上辩护证实(腓一7),也为信仰竭力争辩(犹3)。

然而,许梅骊在书中最少两次引用加拉太书2章14节说,保罗如何当面抵挡矶法,以此作为她写此书的根据,她要来当面抵挡倪柝声。岂不知加拉太书2章14节的当面抵挡是因为彼得在受割礼这件事上与圣经真理的原则抵触,站立不住,所以才当面抵挡,而不是因为彼得个人生活情形有所不当?原则上在教会生活中是由当事人主动提出某事,教会才会关心。也就是说,若当事人根本从来没有提到这件事情,旁人无须搬弄是非,负责弟兄也无须作任何行动。(https://shanghaichristianassembly.org,“回应许梅骊的《警钟长鸣》”)

第五,没有祷告没有悔改

许梅骊在书中从未论及她为出版两本书祷告过,反而她在自序中说:“我逐渐有意于整理过往的这段历史...今将本书呈现给主,愿主使用...产生造就、鼓励和警戒的效果...。”这些都是人的感觉,人的愿望,不是神的旨意。从她谈及出书的理由,看不出她寻求过神的旨意,也看不出蒙圣灵的引导。更叫人觉得,她是一个“正义”之士,是揭露丑恶和黑暗的“光明天使”。但是,她竟从来没有为自己出卖信徒们而道歉和悔改过。这样的一个人,神会重用她吗?她写的书,她说的话,有多少的含金量呢?

第六,许梅骊没有资格写上海地方教会的历史

许梅骊够资格写上海地方教会的历史吗?她于1947年在上海教会受浸,1949年到1951年参加过少数弟兄姊妹的聚会。倪柝声是1948年才恢复他的职事,然后1952年初被捕。所以,倪柝声与许氏同时在上海教会的时间最多是1949到1951年。在这期间倪柝声忙于在福建的鼓岭训练等等,而许氏在上海教会和倪柝声直接接触的机会应该是非常少,甚至没有任何直接接触。许氏于1949年进入医学院预科,1955年6月结束医院实习。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各高等院校已经掀起思想改造运动。据她自己描述:“一时之间,校内斗争的口号和大字报纷纷四起”(《难泯岁月》,85页)。1955年5月文化教育界展开肃反运动,许氏于1955年7月底接受隔离审查,就她自己所写,1956年2月她参加控诉大会,对“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提出控诉,从此渐行渐远,最后在1957年初放弃信仰。由于她在肃反期间的一些招认,使她能够顺利毕业,全身而退,前途事业未受到任何影响。

反观与她同时在上海教会长大的徐腓力弟兄,在1950年与张愚之弟兄受浸谈话之后,6月在上海新会所受浸。徐腓力和许氏同样是医学院的学生,他1954年进入苏州医学院,但1956年在肃反运动中他没有放弃信仰,没有背后说倪氏任何消极的事项,故于1956年被列入反革命分子,1958年被判劳改三年,后留队十八年继续改造。

这样就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在上海教会长大的两个年轻人,一位为了逃避受苦,卖主求荣,但另一位却在劳改厂服役二十一年,医学院未能毕业,属世的锦绣前程完全失落。再则,目前网路上流传的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简史,内容多引用当年伪长老之一的任钟祥所写的“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简史”。任钟祥歪曲事实,写出一篇满带政治性的聚会处历史。然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和新妇,与政治并无关系,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历史,应由那些因持守信仰,无畏苦难,甚至殉道之信徒来写,不该出自卖主求荣之人之手。

真正讲到上海教会的历史,从1927年开始擘饼。汪佩真姊妹1926年到上海,在上海学习配搭事奉,与倪柝声在一起服事直到1952年。李渊如姊妹亦于1928年到上海与倪柝声同工到1952年。张愚之弟兄到上海的时间不详,但他们三人在1956年1月29日同时被捕下狱到后来殉道,都没有否认主名。在那个时候,若放弃信仰就可以立刻出狱,但李渊如、汪佩真两人都于1969年在狱中去世,张愚之弟兄也于1970年死于刑场。这些圣徒都是与倪柝声同工最少超过二十四年,他们最后为主殉道,正如以赛亚五十三章七节所说,他们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好笑的是,在许梅骊的书中,许氏说在肃反期间,她“心情平静准备坐牢”,觉得“真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263页)。她把自己和这三位同工相比,实在是可笑又可怜。

许梅骊以还原历史为名出书,不过是为己博名。她在上海只有六年,从未深入核心事奉,并在最后两年出卖聚会处主要同工,导致张愚之、朱臣、蓝志一、李渊如、汪佩真、陈本微等多位同工一夜之间同时被捕。这样的人有资格代表上海教会的圣徒,写上海教会的回忆录吗?连她自己都承认放弃信仰二十四年。她的写作只能归类于扭曲历史的歪风邪气,内容也确实如此。

第七,关于许梅骊的人格问题

除了上面说的,许梅骊为卖主卖友从未道歉和悔改过,显出她的人品有问题。此外,在《警钟长鸣》这本书中,许梅骊大量引用张锡康于1986年到1987年所写“上海六十年来的回顾”这份手抄版。但这手抄版因为多方的考量,张锡康从未正式出版。直到他到了美国,在一个新的、自由的环境,主给他一些新的思考,他从新改写这本书,并于2012年10月正式出版。有弟兄曾有机会到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张锡康女儿的家中,与张锡康夫妇交谈。张锡康亲口告诉这位弟兄说,他改写这本“上海六十年的回顾”,就是要把历史还原,把一切不符事实的记载,一予更正。所以他才于2012年正式出版《张锡康回忆录——上海教会六十年的回顾》。

许氏在《警钟长鸣》一书里大量采用张锡康先生旧版许多资料。就事论事,《张锡康回忆录》于2012年出版,张锡康弟兄于2016年安息主怀,许梅骊有将近四年的时间可以与张锡康对质、问证。但是许梅骊在张锡康生前不与他对话研讨,查明张锡康为何改变早年的想法,反而六年之后在《警钟长鸣》一书里为张锡康悲哀,说他:一是从正直转向虚谎,二是从回想悔改转向蒙骗后人(256页)。可见许氏此种在假装友谊的同时以奸诈的方式批评他人的做法和作风实为可耻。其实有四年时间,许梅骊可以找机会与张锡康谈话,但他们从来没有对话,反而她选择坚持自己的说法并且出书,其动机实有为自己辩护之嫌。在此不免让人对许梅骊的人格有重大疑问。(https://shanghaichristianassembly.org,“回应许梅骊的《警钟长鸣》”)

对这两本书的总体印象

第一,“我继续控诉”

1956年初,许梅骊发表了著名的“我控诉”,而这两本书的资料翔实细致且入微,可以说罗织搜刮了所有对倪柝声负面的资料,几乎倪柝声所做的任何事情都要加上她自己的小资料来说明倪是错误的,这是许氏故意为之。如果说,几十年前的那篇控诉是在人鬼神颠倒的年代受蒙蔽写的,那这两本书可就不是那个环境了;如果说,那个时候许梅骊不得已做了小犹大跌倒背主都情有可原,那今天的她,已八十岁高龄仍持一副老犹大的心肠,实在令人惋惜;如果说,当年的“我控诉”是滚烫的热水,那今天的这两本书就是一桶桶的大粪。因此缘故,在她出版《难泯岁月》后,有些信徒就建议,不如把这本书改名叫《我继续控诉》。事实上,许梅骊所做的,就是在“我继续控诉”。

第二,突出“我”却少提“我”

林向途老弟兄说:“我与作者素不相识,谈不上恩怨,只不过从书中来认识她。当我看到书的副标题‘我和上海地方教会及倪柝声’时,我顿时感到作者有点张狂。将‘我’突出摆在主导地位,而将‘上海地方教会及倪柝声’放在从属地位。如果掉转过来我想应当比较合乎实际情况。这其中不是没有区别的。从作者不厌其烦地罗列出她所阅读过那么多世界名著书名,而且还背过宋词,作者在中学时代(解放前)一定也在国文课中读过不少之乎者也;从这本书洋洋数万言中的用词遣字,也可以看到作者虽是学医,但中文的造诣不可小觑。怎样会不谙其中奥妙?作者突出了‘我’,但我读完全书后颇感失望,‘我’的事说得太少,记载历史较多,与标题显示不符。

作者在学校肃反中,由起初的消极被动交代,因看到了倪氏的种种‘罪证’,继而变得积极主动控诉检举揭发,得到领导的赏识重视,被培养成积极分子典型人物。其中肯定出卖许多肢体,反革命集团的每一个人,边缘的可疑人物,一个都不会漏掉,否则就不让过关。我们都是老运动员,都有丰富的经历。可是作者都没有提起——尤其放弃信仰之后,拔白旗插红旗,文革反复交代材料…,所写的材料肯定比这本书的份量还多得多。卖主卖友怎能不提?毕业能照顾分配在上海离家近,大城市大医院当医生、教学科研,这是当局的报答奖赏,与犹大的三十块钱何异!何等难得,共产党员都不见得会有此礼遇!许君为报答知遇之恩,在教会肃反中更是放开手脚大干。书中都是一笔带过。离弃神时写许多文章,口头上也有许多批判,当时出尽了风头。如今你回头了,对于过去的这些批判,应当像经历运动中过关那样重新认识,但你却没有。控诉出卖许许多多弟兄姐妹,给他们带来多少痛苦,你应当一一交代致歉。光是这些,就够你写一辈子了,恐怕比毛泽东选集四卷都要多,你还有闲暇来写别人的不是?太不自量了。神若究察罪恶,谁能站立得住呢?”(《难泯岁月》读后感)

第三,属肉体的写作

在《难泯岁月》读后感里,林向途老弟兄继续说:“看不出许梅骊在写书之前的祷告。能够写这历史的人很多,论资排辈国内国外都有。为什么他们不写?应当说,他们没这个负担,神没有赋予他们做这事。希望许梅骊省察,摒弃肉体的活动。不光讲别人,自己也要寻求遵行神的旨意。...俞成华老弟兄,他为人低调,为牧养教会任劳任怨。凭他翻译的书可以看出他才华横溢,但深藏不露。他爱神爱人爱教会爱同工,凡事包容。地方教会的始末人事,恐怕他知道的最多,为人几近完美,敌人在他身上找不到什么突破口。运动中要他检举揭发,任凭怎样威胁利诱,他总是不开口,都说‘忘记了’。反观本书作者,知道的事远不及俞的一半,就上窜下跳,口诛笔伐。许君也是才华横溢,但锋芒毕露。拼出浑身解数,混上学委会秘书,后当三自教会执事,列席全国基督教会议。然而,俞成华如像许君那样检举揭发、批判控诉,其前途肯定比左弗如、唐守临更加风光;全国地方教会第一把交椅非他莫属;他何止列席,会上会后肯定是全国副主席。但是,这时候他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与基督同死同埋葬,今天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满有见证。”

第四,别出心裁的“回顾”

在《许梅骊所谓出书一年来的回顾》里,林向途老弟兄又说:“我与许君素无往来,但她却知我的地址寄来一份所谓《难泯岁月》出版一年来的回顾。我在网上看到许多对这本书的批评。我想许君何以不将她这回顾登到网上去。...我说许梅骊是藉爆料哗众取宠,为掩盖自己的可耻意图,竟然别出心裁,出了“回顾”。将一些受她蒙蔽的人物证词汇总出版,以壮壮自己的胆子,迷惑众人;向反对她的人示威。世界上每年出版许多书,有的甚至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鲜听说有出版之后一年还写回顾的。这只不过是藉这些被蒙蔽的人所反应的往自己脸上贴金。虽稍提一些反对意见,却是轻描淡写,切中要害的避而不谈。总的目的是要说明她当时的所做所为,是对客观存在环境的自然反应,甚至她是洁净教会的英雄。(叛徒自有她自己的逻辑,当汉奸的也说他是曲线救国)。她的一生养尊处优,属灵生命没有经历过操练,写的书会有多少属灵价值,可想而知。(她扣掉未成年的十八岁,所余六十多岁中,竟达到44%——控诉的那几年加上离弃主的二十四年——是在属灵的旷野中漂流)。哪会有什么值得仿效的属灵经历供应?爆料之余,点缀几句属灵套话和经文,臆图产生轰动效应,名扬中外。”

第五,东拼西凑的“杰作”

许梅骊把她第一本书300多页的《难泯岁月》,加上200多页她抄写的所谓地方教会发展史,还有100多页她对倪柝声的评论,加上超过100页的附件,东拼西凑成了这本《警钟长鸣》。...一个人是否得救,我们旁人不知,只有主知道。许氏写这本书的做法和说法,连一般不信主、未得救、但有良心、有道德的人都做不出来,实在令人失望。(https://shanghaichristianassembly.org,“回应许梅骊的《警钟长鸣》”)

第六,证据没有可信度

凡是许梅骊提供的,她必须在神面前负责。不过她怕不怕神,这也难说。她有很长时间不怕神,抿着良心说过许多话。...地方教会与倪柝声在她的书中已经说得很充分了,那个“我”从书中也可以看出一些,但她避重就轻,轻描淡写。(林向途,《难泯岁月》读后感)

许梅骊在书中有意识地罗列了不少倪柝声的罪过,她这些东西都是从当局的展览会中得来的。当局的导演可信吗?刘少奇国家主席可以说成是叛徒、工贼、走资派,而且言之凿凿,证据俱全。对待自己的同志尚且如此,何况当局是无神论者,对教会有神论者认为是意识形态的对立面。当局掌握着国家机器,制造冤假错案,易如反掌,而且做得天衣无缝。这些手法历史事实尽人皆知,无需举证。难道倪案就是铁案?恐怕许许多多的信徒不会相信,只有许梅骊一口咬定,百分百绝对无误。

神在永恒中对人只有两种看法:一种是不义的人;一种是义人。当然,这义人是因信称义的。世俗的人对人评价有对比之分,如邓小平对毛泽东说是三七分。三分错误,七分成绩。基督徒用属灵的眼光来审视:一个不信主的人是十比零,十分的不义对比零分的义;信主的人因信称义,变成了零分的不义对比十分的义人。

退一万步讲,倪柝声真是犯了这些罪错,他的心中有圣灵同在。圣灵会责备他,教导他悔改。他认罪悔改了,耶稣基督宝血就会遮盖他,赦免他,神要擦去我们的眼泪(眼泪有痛悔的,也有为主名受苦的)。我们的罪被洗净了,比雪更白,并且是永不再提。倪在监狱中自始至终不敢否认离弃主。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当局叫三个人出去问话:放弃信仰,立即释放。二个天主教徒放弃了,释放了。倪不放弃,仍然回来被关押。(可见所谓政治和经济的罪都是乱扣的);在他死时翻出的字条,也说明他仍然信主。他在神眼光中算是义人。神都不记念了,许君在六十年后还翻出来算老账,自认比神还神。先去掉你眼中的梁木,再来挑别人眼中的木屑吧!(林向途,《许梅骊所谓出书一年来的回顾》)

第七,“污点证人”不可信

上海教会聚会处的实质已于1956年1月29日正式结束。那天晚上,上海公安部门一次就逮捕了上海聚会处的主要同工及长老,包括李渊如,汪佩真,张愚之,蓝志一,朱臣,陈本微等人。因为从二月份开始,上海市的教会聚会处已完全被架空,教会所有行政权和属灵带领全由上海肃反检查队控制下的“信徒学习委员会”来领导。

学习委员会的成员,是投靠、听命于政府的信徒担任,当时他们把政治完全渗透到神的教会中。教会的实质是神的家和神的国,与政治没有任何的关系和牵连。因为惧怕人,这些学习委员会成员都是向政府妥协,站在所谓的“人民立场”上,完全作了政府的工具和传声筒,他们的所作所为绝非“神的教会”。照美国的法律来讲,这些人在法官面前都是“污点证人”,其言不可信,其书不可读。所说的证词在法官及神面前都全数被法庭排除,不可作为任何证据。

上海基督徒聚处的历史,该由那些曾流血流泪,为主忠心站住,不为政府及“三自爱国委员会”妥协的人自己来写,轮不到唐守临、任钟祥、左弗如,许梅骊这班卖主求荣的人来改写和主导。1955年中国开始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运动”,已经区分了上海聚会处的真信徒和假信徒,从此就开始了谁愿意为主受苦的时刻。(https://shanghaichristianassembly.org,“徐腓力的见证”)

所以说,许梅骊的这两本书,人若完全接受,把它当作真实的史料来读,才是愚妄至极。

第八,幕后支持者和小丑们

许梅骊的哗众取宠,地方教会及倪柝声成了垫脚石。她的这一生,每一个阶段都扮演着先知先觉的角色,魂的潜势力贯穿其间。所谓悔改回头,是不是为了要写书呢?她在初中读书时就很有演戏的天分,心术动机大有问题,其作品的褒贬,读者确实要明察秋毫、慎思明辨。对于“半个基督徒,半个唯物论者”,辩证唯物主义有句名言:透过现象看本质。

从许梅骊出版《难泯岁月》看,她如同一位不甘寂寞的老妇人,非要在晚年折腾出一些事来,围绕在她身边的是一群小丑;这位老妇人站在大街上,如泼妇骂街,见没人理他(如她所说“地方教会的人却是一片沉默”),于是她愈发张狂,沾沾自喜,像疯狗一般,继续出她的第二本书。

无疑的,她的此举赢得那些历来反对倪柝声及地方教会之人的欢迎;他们如获至宝,此乃攻击倪柝声及地方教会的最佳佐料。但同时,这也暴露了一些信徒人性里的阴暗面和丑陋的灵魂,连世人都不如。他们为这两本书叫好,实在是可悲可叹!另外,从年代和经文的引用之详细具体来看,很难相信那是一位八十岁老人完成的,背后应该还有仇视倪柝声的捉刀人才对。从某种迹象表明,这两本书的背后确实有幕后支持者,正如一位弟兄所说:“某老弟兄不止一次公开作见证讲,许多人跌倒了…就他们父子是英雄?!他是许梅骊著作《难泯岁月》的幕后支持者和后台(网上有多篇文章提及),有人两次告诉我,他早就计划要写一本反倪柝声的书。”我们无需怀疑,这两本书的幕后支持者和小丑们,其目的就是反对并攻击倪柝声及地方教会,其实在书中所透漏出来的色彩已然明了。

第九,名利双收

《难泯岁月》这本书为匆促出版,来不及好好校勘,将“兢兢业业”写成“競競业业”,将“呼之则来挥之则去”写成“招之则来呼之则去”,可见利令智昏,迫不及待。

林向途老弟兄说:“我听说有这本书之后,很想找来看看。后来得到一张书介广告,其中没有购书办法,只有作者的电话与电邮。联系之后,给个书店的网站和电话。为了方便寄书需要我的地址,我用电邮联系书店。促销期内九折,但是书迟迟没有寄来,过了促销期我去电话询问,终于在电脑中找到我的名字,答应隔天寄出。我收到时不是促销价,再去电话询问,回答:‘在网上购买没有优惠。’这优惠价形同虚设。优惠是诱饵,促销是目的。‘促销’是商业手段,为薄利多销,最终目的是多赚钱。本书在属灵美丽的‘警戒’等词汇套话下,其赚钱目的,马脚毕露。借爆料提高知名度,名利双收。我非为区区二点零九美元而耿耿于怀,是有上当受骗的感觉。”(《难泯岁月》读后感)

不可否认,自从2011年《难泯岁月》出版后,许梅骊这个人出名了。前几天,笔者与一位美国弟兄交通得知,在美国乃至海外,只要与倪柝声有关的书,都是供不应求的,甚至会卖断货的。可以想见,这个人不仅出名了,而且名利双收了。也难怪,她会继续出版第二本书。至于她出书的种种理由,是不是幌子,就看读者如何去分辨了。

关于《警钟长鸣》这本书,及书中的内容,笔者将会在其它篇幅作剖析回应,以正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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