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茅岭纪行与感怀(二)锁炼下艰苦的日子②

埃辰 • 2019-05-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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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背叛者的攻击和控诉

在倪柝声尽职期间,有一位同工弟兄犯了不道德的罪,倪柝声帮助那位同工所在的教会把他革除,他就反过来背叛、攻击倪柝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占领上海以后,那位同工写信给倪柝声,这些信的内容若被检查员揭发或发现,就会引起很大的麻烦。这是何等邪恶的攻击!

多年来,有好些人背叛并攻击倪柝声。最厉害的一次是在一九四二年,针对他作生意这件事,牵涉到上海的圣徒。大部分的弟兄姊妹,包括同工和长老,都背叛他并攻击他。这迫使他不能尽职有六年之久,那是极其严重又漫长的受苦。

等到一九五一年“三自革新”运动在上海如火如荼时,十月三十日,基督教官方定期刊物《天风》杂志,发表一位署名南京小群教会信徒的文章,大肆攻击南京祠堂巷聚会所,并站在爱国爱教的立场,毁谤全国各处的地方教会为秘密组织,且定罪倪柝声和他的职事。这篇文章仍继续以往的攻击和污蔑,罗列从前倪柝声受诬陷之事,包含各项内容。我们不清楚这篇文章的作者究竟是不是小群教会信徒,但这无疑是背叛的一个例子。

又到了一九五二年七月,上海生化药厂进行五反运动。那个时候,五反检查队就发动厂里的工人,叫弟兄们起来控诉倪柝声,并检举揭发他的五毒罪行。从青岛来的荆绍仁最起劲,还有从弋阳来的李日绪,他们说要像利未人,拿起刀来杀自己的弟兄。

再到肃反运动时,有许多在南阳路聚会处的同工及信徒上台控诉倪柝声,这其中包括刘约翰(执事)、 左弗如(同工)等,以及青年代表许梅骊和张主怀。而这其中最著名的要属许梅骊了,她是控诉倪柝声的典型积极分子。为满足当局意愿,她不仅努力配合批判信仰,而且放弃信仰二十四年。最可悲的是,她把自己放弃信仰归咎于倪柝声及地方教会。等她到八十岁时,仍不忘搜集关于倪柝声的负面资料,出书爆料写教会历史。来势汹汹,既有英文版,又有繁体字版,还有简体字版。

在所有的背叛者中,许梅骊真可算为名副其实的犹大。她当学习委员会秘书时,主持发动多次控诉会,硬将反革命集团的帽子扣在教会头上,卖主求荣,可耻之至。并且,因着她检举揭发“倪柝声的反革命集团”,对教会内部的人事全部交代,导致当局在一个晚上就逮捕二百多人。

相比较于这些叛徒,在全国各地几千名被捕的圣徒中,李渊如、汪佩真、张愚之,蓝志一等同工,却作了相反的见证。他们被拘留审查,接受日夜轮流审讯,吃尽各种苦头,但始终持守信仰,直到路终。像俞成华受不了折磨,身体状况迅速恶化,昏迷三次,被“保外就医”后,第二天就死于上海宏仁医院。而张愚之在被捕的第一年中,被提审三百多次,最终于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五日,一瘸一拐地走向刑场,为主殉道。蓝志一作为“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被判刑十年,押到青海劳动改造。在劳改营中度过可怕的大饥荒,虽然饥寒交迫,周围死了许多人,但是他负责管理仓库,坚持不偷吃一粒花生米,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晚年住在武汉的半间漏雨的破旧小屋里,主要精力仍放在传福音和四处寻找、安慰灰心失望的信徒。至于那两位姊妹同工,亦于一九六九年相继在主里安息,她们至死未能出狱。正如经上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提后四7)。

如果说五反运动时的审查是针对雇主和资本家,并对少数涉案人员所采取的必要的强制措施,那么肃反运动则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的大逼迫和大清洗。前者主抓经济,后者却是宗教信仰上的一次严打。而这两场运动,倪柝声都处在骤风暴雨之中,成为箭靶子。现今我们无法切身体会他在风雨中的艰难和内心的各种挣扎,但我们能感受到锁炼下那些日子的煎熬和苦楚。事实上,他并非是一个“十分听话”的人,如果他那么听话,也就不需要经过四年时间来搜集他的犯罪证据;如果他那么听话,也就不需要动员众圣徒来控诉他,以掌握更多的“罪证”;如果他那么听话,他的同工们也就不需要再被轮流审讯,并交代他的问题。因为只要他听话,所有的事都好办了。但只因为他不听话,我们也不难想象,他在审讯期间所受的苦,并不会比任何一位同工少。肃反运动时,上海宗教事务局罗竹风说过:“如果倪柝声早参加‘三自’,我们也不会定他为反革命,上海聚会处也不需要进行一次肃反运动了。”这话隐含倪柝声被逮捕的真正原因。

有人说,倪柝声才被判十五年,并不是重刑犯,肯定是他老实交代问题,并向政府认罪了,才得到“从宽处理”。否则,同样是基督教头头,为什么天主教的龚品梅还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倪柝声却被判那么轻?如果我们真正了解“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案”,就清楚她与倪柝声的案件是完全不同的性质。因为最起码说,倪柝声是坚持走“自治、自养、自传”的路线,地方教会是本土化的教会,政府找不出什么“反革命”的罪证来,最终也只能给他判十五年(有期徒刑最高刑期)。而龚品梅兼任上海、苏州及南京三教区主教,秉承梵蒂冈的指示,种种反动言行确实有据可循。她自己曾说:“我是一位天主教的主教,假设我脱离教宗,我不但不能称为主教,而且连作教友也不够资格,你们可以砍下我的头,但你们决不能夺去我的信仰。”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宗教政策,而且涉及到中国的内政,如不能受梵蒂冈的干涉,这种性质要比倪柝声的案件严重多了。

五、被关押在提篮桥监狱

提篮桥监狱,位于上海黄浦江畔华德路117号(今长阳路147号)。由公共租界工部局于一九〇一年兴建,一九〇三年五月十八日,第一幢监楼竣工启用。后陆续增建,至一九三五年形成占地六十亩、楼房十余幢的规模,四周有五米高的围墙。在一九四三年交还租界以前,它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华德路监狱,长期由英国管理,俗称“外国监狱”、“提篮桥西牢”;被号称为远东第一大监狱,又被誉为“死亡之城”,是上海最恐怖的地方。

为什么它让人如此敬畏呢?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里曾关押过许多著名人物。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甲级战犯(谷寿夫中将),以及背负数不清人命的罪徒。也因为监狱的特殊环境,曾在这里实施过手段残忍的刑罚,枪决、绞刑过革命烈士、汪伪叛徒和身犯重罪的日本战犯。监狱建筑面积约四万平方米,院壁高深,每3.3平方米就可关押三个人,能容纳上万犯人,它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死亡之城。直到迎来首名囚犯的110年后,这座监狱被关闭,现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原址被保护性开发。

提篮桥监狱的十座大楼,以号码命名为一号楼、二号楼,一直到九号楼。一号楼到九号楼都是监房,而十号楼是监狱医院,与监楼中间有高耸的篱墙隔开。三号楼的底层,有一个商店,服务员和顾客都是犯人。另外,监狱里还有一个大礼堂,用来开各种大会和每月犯人家属探监时“接见”之用。每座监楼相隔有一定的距离,楼与楼中间的空地,是为犯人每天出来“放风”(散步)用的,夏天时也可以同来让犯人坐在地上看京剧或听评弹的演出。

基督徒犯人,算是“反革命分子”,属政治犯,都要关在三号楼。那里的犯人包括国民党特务和各种刑事犯(小偷、妓女和杀人犯等)。一号楼里的是二十年以上到无期徒刑的重刑犯,像天主教的龚品梅和抗战时伪政府主席汪精卫的太太陈璧君都曾关在这里。二号楼关的是抢劫、盗窃等较轻的刑事犯,八号楼是患病不太严重并正在养病的犯人。女犯们通常被关在九号楼,与男监完全分开。

每个监房面积不足四平方米,一般挤三个人,人多时挤四、五个,那样大家的身子就无法平躺。牢房的顶头放着一个小马桶,它是用木板拼造的,外面用铁条固定。这是最恼人的,铁条因年长日久生锈氧化,一旦崩断,马桶中的大小便就会流到牢房的地上。倘若铺盖来不及抢救,就要被大小便弄脏弄臭。只有这样的情况下,狱方才会给他们换一个新马桶。

毋庸置疑,犯人的吃喝拉撒睡,平时都要在监房里解决,只有理发和洗澡要到外面。根据规定,犯人七天洗一次澡,半个月剃一次头。一般都准许留头发,不剃光头。但对那些“反改造”和“二进宫”的犯人,就会勒令剃光头,因为这是一种标记,防止逃跑。男犯人洗澡的地方,是一个异常广大的淋浴室,装着一排排喷头,浴室设在监狱伙房的楼上。每逢洗澡的日子,浴室大门打开,犯人们一拥而入,各自抢占喷头下的位置,平均两三个人一个。然而,淋浴器是由专人操纵的;他坐在三、四米高的木凳上,哨子一响,放热水,但只有几分钟,让大家湿了身子,可擦肥皂。过一会,又开水龙头,等热水喷下来,每个人动作要敏捷,手脚并用像电影里的快镜头那样,三、四分钟内冲洗完毕。女犯人洗澡,情形也差不多,有的人纽扣还没来得及扣好,就又匆匆地排队回监房去了。

监牢的前后门都是大铁栅,从前门进去要经过三道铁门。监狱的大门口和四周的碉堡内,都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站岗。每座监楼都是五层高的,楼与楼中间有小铁轨相联,是用来将厨房的饭食送到各监楼。每层楼的走廊有两百尺长,铁轨也经过牢房门口。每逢开饭,规模像一场“炊场盛宴”,一只只饭盒盛着菜饭,都放在一个大木格子里,在小铁轨上被推送到各监房去。发饭时,也发开水,若家属送有茶叶,亦可香茗一杯。一座监楼,几百上千人同时吃饭,那筷子和调羹撞击饭盒的声音,汇集拢来,就是一首音量极大的超现代派乐章。一般每星期有三、四次能吃到肉,然而从一九五七年反右开始,接着是三年自然灾害,其间伙食非常差。有的人实在太饿,只能在放风时,偷偷摘取榆钱叶充饥。又到文革期间,犯人只能吃麦皮、稀饭这一类的粗粮。

监狱的场地上设有各类工厂,如被服厂、印刷厂和仪表厂。女犯多半在服装厂,兼做布制的洋娃娃等。有些工厂设有“翻译科”,外文好的犯人就被分派到这里翻译外文科技和医学资料。据说倪柝声在六〇年代初期,就被分派在这种地方从事翻译外文书刊的脑力“劳动”。虽然监房的面积像工厂用来搬运货物的大电梯间,但在劳动场所,根据吴友琦回忆:“他们给了他一个大一点的房子,有桌子、椅子,叫他做翻译英文科技书报的工作,因为他的英文好,曾有弟兄看见公安人员陪他去上海图书馆找参考资料。”等到文革期间,他已不做翻译工作了。

六、改造学习与批判斗争

通常而言,一个犯人从拘留所到监狱的过程中,拘留所的日子是最难熬的。因为不仅要面对审查的各种折磨,而且常被饿得头昏眼花。到了看守所,虽然仍在审查阶段,但是伙食相对好些。进监狱后,也要比在看守所自在些。因为罪名都定性了,不必再面临天天提审,也不必再交代问题了。更重要的是,不必再几十个人挤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活动空间也相对大些。

一九五六年,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提出了“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监狱工作新方针。在一九六四年第六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上,此方针被正式写入会议纪要。改造方式包括:消极的“积极交代、揭发别人”与积极的“认真学习”。揭发别人是犯人当然的责任,藉着闲谈,可以发现别人隐藏的罪行,和他们内心对政府的不满。如果基督徒同监友谈福音,就会被视为“放毒素”和“反革命行为”。犯人可以根据揭发的质量立功,争取减刑和提前释放。因此,在监狱中犯人打小报告揭发同牢犯人,以达“减刑”目的的现象,是十分常见的。检举的内容,主要是针对“反改造”的行为和思想。

监狱的规定,不许干部动手打犯人,但是犯人打同监犯人却是经常发生,且是狱方默许的。为了迫使基督徒放弃信仰,常利用同监的刑事犯——小偷、妓女、杀人犯、抢劫犯——来殴打他(她)们。一面为了防止犯人建立友情,一面为了揭发反改造的思想和行为,“调房”也是达到改造目的的一种策略。

一九六五年的一天下午,倪柝声的牢房调走一个人,另有一个二十七岁的青年犯人吴友琦被调进牢房补缺。另外一个同监犯是个弱智的年轻人,一只手还有点残疾。他只会“吗、吗、呀、呀”地说话,说不清楚,罪名也是“反革命”。那个时候,倪柝声是“小组长”,带领小组学习讨论,启发大家发言和作记录。讨论完了,还要打报告给干部查阅。

犯人每天的生活,包括两方面:早晨劳动,下午学习。学习的目的是“改造思想”。每座监楼每一层有几十间牢房,几个牢房的犯人就组成一个“小组”作为“政治学习”的单位。每层楼的走廊上都可以有几个小组,相隔不远,彼此能听到小组讨论情况。小组学习都在走廊上(有时队长亲自召集在大礼堂里举行),没有凳子,犯人只能用自己的衣服或购买大量的草纸叠成“小凳”,坐在上面学习。按照倪柝声的文化水平,理解能力,以及出国阅历,加上他是“反改造”的专攻对象(一直没有放弃信仰),那么他担任小组长就在情理之中。这不仅是给他思想改造的机会,而且是让小组成员们监督他。但小组长通常受犯人排挤,因为在他们看来,小组长与干部是走得很近的,为积极表现自己,喜欢拍马屁,爱打小报告,这类人都被犯人所讨厌。因此,当吴友琦搬进牢房后,起初对倪柝声也不友好,甚至根本不愿理他。直至通过以后的接触,才对倪柝声有彻底的改观,并从敌意化解成好友。

政治学习每个星期总要有四次到五次,每次一个半小时以上。学习以毛泽东的著作为主,以及党的重要文件和领导人的报告、讲话等。另外还有国内外的形势教育,或读人民日报,或听广播,或听队长讲话......每年年底,都要进行长达一个月的年终评比学习,对各人一年中的优缺点,提出表扬、批评和帮助,然后以思想改造为主,评出先进。

 “学习”是思想改造的重要项目,而对付“反改造”的武器就是批判和斗争,简称“批斗”。这种学习夹批斗的改造方式是在两种场合进行:一是通过“小组学习”,二是通过“全监大会”。文革开始后,外面社会上推行“破四旧”运动。报纸上报道红卫兵如何把宗教消灭了。小组学习时,讨论外面的情况,一旦有“反改造”的言行,就要被批斗。如有个原来是青年会的教友发言说:“教堂都已改为工厂和食堂,圣经和诗歌都被烧掉了,哪里还有神?可是现在还有人死死抱住祂不放呢?”这话是针对汪纯懿姊妹说的。汪姊妹感觉非说不可,她就反驳说:“教堂没有了,圣经被烧了,神还在。”这话一出口,结果学习停止,马上开始对她批斗了。后来有一周之久,每天下午学习就批斗她,甚至打她,叫她低头承认犯错误。

第二种场合是在全监大会上,文革期间,监方常在可坐数千人的大礼堂批斗“死不悔改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有时还当场宣判死刑,立即执行,押赴刑场枪决。如北大新闻系毕业的林昭,就是立即被枪决的著名例子。有点历史常识的人,就清楚文革期间的批斗席卷全国,如火如荼,像家常便饭,监狱里也不例外。而在文革前,控诉大会也是经常举行的。如一九六五年,倪柝声就常常受狱方的压力,迫使他放弃信仰。有一天,大礼堂密密麻麻地坐满四、五千人,大会召开的目的是要批判两个人:一个是天主教的龚品梅,另一个就是倪柝声。以前针对他的控诉大会都没有叫他去参加,为了照顾他,但这次让他亲自参加,是要触动他的灵魂,使他思想斗争更激烈一点;要他当面看见他的教友如何控诉他,如何跟他划清界限,他现在是众叛亲离的,别人都放弃信仰了,你还不放弃吗?但倪柝声总闭着眼睛,仿佛台上控诉的不是他,他只是若无其事地坐在那里。

无疑的,倪柝声为持守自己的原则在中立的事情上与政府合作,如学习、劳动、作翻译的工作等,来顺服在上掌权的。但他绝不肯放弃信仰,这是他改造的底线。正因如此,他曾做过翻译的劳动,也担任过小组长,狱方对他更有适当的照顾,可在思想改造方面,他至始至终都受着一种巨大的压力,并时不时被揪出来控诉和批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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