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茅岭纪行与感怀(二)锁炼下艰苦的日子①

埃辰 • 2019-05-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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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炼与苦难

白茅岭,山连山,山套山,丛林密布,高深莫测。而枫树岭农场周围的环境非常优美。在倪柝声写给张品琤的信中(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六日),他特别提到“此间山明水秀”,并且“还有一个特点,孩子们长得特别好,比上海以前看到的都好。”有人以为,倪柝声在枫树岭副业队并没有做繁重的体力劳动,有时还读读报、写点东西,甚至有闲暇去背毛选,这种生活应该是十分逍遥自在了。但,不管环境风景如何,繁忙或清闲,谁都不会乐意跑到劳改队去度假、休养,甚至养老。

圣经以弗所书六章二十节说,使徒保罗为这福音的奥秘,作了带锁炼的使者。什么叫锁炼,乃是指在监禁期间经受煎熬和试炼。倪柝声是带锁链的,他是奴仆。从他被捕至死的整个过程,我们能感觉到神把他放在锁炼下过一种熬的生活。这种生活不是励志性的拼搏奋斗,也不是璀璨的光辉岁月,而是在二十年的监禁生活中,煎熬地度过那漫长的艰苦的日子,以至于使他满带着基督的丰富,达到生命的成熟,并安详离世。因此,在临终前他能够坦然无惧地说:“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三日复活,这是宇宙最大事实。我信基督而死。”

这世上有许多苦难,由于人类的堕落,犯罪所招致(参创三17~19);也有因为撒但的恶意(参启二10),藉着各种人事物,加以苦害;更有出乎神的美意(参来十二5~11),许可我们所遭遇的,好叫我们受管教、得益处,为着成全我们。倪柝声的一生是苦难的,他所受的苦难,就是他职事上所受的苦难。若非因着职事,也就没有值得提说。但他从苦难中学得属灵的功课,使他所得的启示就烧在他里面,并形成职事,且能够将基督实际地供应给人,又叫他作基督执事的证据(徒九15~16,西一24,腓三10)。使徒并不是在外面贴了标签,有所表明;他们所在意的,乃是他们这个人里面的所是。倪柝声这个人,他的所是为他作见证,他有他的职事,并成为新约职事中的一份。这不在于任何头衔,乃在于那个实际,就是我们是不是被神构成的人。

回顾倪柝声一生所受的苦难,首先来自环境上的贫穷。在他尽职的早年,国内经济状况非常艰难,但他完全凭信事奉主,不愿受雇为任何差会、公会、或是任何个人工作,只单纯信靠神而活,因此学知什么是贫穷。疾病也是他所受的苦难之一。他年轻时就受肺病折磨,胃也有毛病,此外他还有心脏病,常有心绞痛,直到他过世这病都没有痊愈。但因着病痛,他学会完全倚靠主,他不是靠身体的力量服事,乃是靠复活的生命。除此之外,来自基督教的反对,这是他苦难的第三个来源。公会彻底藐视他,批评、反对、攻击他,散播谣言中伤他,使他大大受苦。另一个苦难来源乃是弟兄姊妹。这苦在性质上比从公会来得更甚,因弟兄姊妹所受的苦是从里面来的。从一九二二年在家乡开始实行教会生活,至一九五二年被捕进监为止的三十年间,倪柝声曾经历到弟兄姊妹革除他,对他持有异议,又顽梗、又具野心、背叛与攻击等等。但藉这一切的苦难,他学了功课。苦难不只帮助他信靠主,更为他效力,使他更被主炼净、对付、拆毁,让圣灵用神圣的生命重组他。

艰苦的日子

在西欧历史上,有中世纪黑暗时期。近十个世纪漫长的黑暗,仿佛太阳隐遁,永无光照之日,直到时期满足,神不能再继续容忍罗马教堕落的情形,因此祂藉着马丁路德带进改教。倪柝声被囚禁的二十年,又可称作“锁炼下艰苦的日子”。若非切身体会,难以感同身受;若非交通于基督的苦难,就不能模成祂的死,并真正看见估量生命的原则,以失不是以得,谁苦受得最深,最有可以给人。至终,被人藐视的他,身上带着耶稣的死,犹如“被囚”的丑陋的蚕蛹,突破蚕壳,复活而出,蜕变成美丽的白蛾,向着无边的天际飞腾而去。现今,世界各地出现数千个“地方教会”,因着他这个人及他的职事的影响,正在日益扩大并继续增长。

本文意在讲述倪柝声从被捕至死这段时期所受的苦,从中我们能够看见一个真实的倪柝声。他不是神,他与我们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他是神人;在他身上有神的生命和荣耀的彰显,作为人,他也有神性所丰富的人性。于此,我们能瞭望并领会一个活基督的人,如何让神显现于肉体,在他里面过人性的生活,使他的生命有一个蜕臻于成熟的过程。

 一、被捕的诱因

自一九四〇年办生化药厂开始,倪柝声屡经波折,许多弟兄先后退出生化药厂,以后他去重庆将上海生化药厂交给他两个不信主的弟弟经营,亏损累累。一九四八年他将生化药厂交出来,让教会安排交出来的弟兄去经营,又是弄得焦头烂额,弟兄们又退出生化药厂,他再交给不信主的人去经营,但生化药厂的状态始终没有好转。

到一九四九年春天,他要办第二期鼓岭同工训练班“执事之家”,经费又成了一个问题,他也知道从上海生化药厂取出钱来是没有希望的,就想在江西路生化办事处空屋内办起一个生化渝厂来,即重庆的生化渝厂。其实,当倪柝声一九四二年去重庆时,与上海生化药厂董事会就签订了一份协议,同意他在重庆用生化牌号开药厂,但是产品要和上海的有别,且在商标上要加一个“渝”字。抗战胜利后,重庆生化药厂结束了,有些原料都运来上海交给上海生化药厂生产,因上海生化药厂付不出这笔原料钱,就作为欠倪柝声的款项。但现在又怎么在上海重开起来呢,也就是重庆的生化渝厂在上海重开?倪柝声听见他内弟张宜纶从香港写信给他说,美国新出了一种肺病特效药名P.A.S.,粉剂装成小瓶出售可以赚大钱。于是,他就托张宜纶在香港将P.A.S.原料运来上海,由上海生化渝厂托上海生化药厂加工作成粉剂和片剂,取名“生化鄙雅士”,运来江西路销售。

这里我们就看到在上海有两个厂,原来的生化药厂,又叫生化沪厂,在胶州路上,经营不善,资金困难;而新开的生化渝厂,在江西路上,无厂房无工人,只有办事处作为销售门市,因为卖“生化鄙雅士”,生意很好。当生化渝厂赚了很多钱时,却只给生化沪厂一点制造和包装费用,这就引起上海生化沪厂工人的嫉妒。那里的工人大多是不信主的人,他们说生化厂只有一个,哪来两个,这是老板账外有账,是非法的。于是,他们就去工商局告发倪柝声是虚设字号,为要逃避资金,并联合起来想要斗争他。但因为“生化鄙雅士”粉剂,价格太昂贵,长期吃的话代价太大,许多人吃不起,酸性反应强,所以在解放后营业状态就一落千丈,被逼跌价,改作钠盐片剂了。

一九五〇年上半年,生化沪厂工会数次派代表和倪柝声谈判要加工资等,正在这时东北药厂龙厂长来上海参观信谊药厂时,也来参观胶州路生化药厂,看见这个厂人不多,技术人员却很多,就对倪柝声说:“你们这个厂人才济济。我们东北药厂设备都是日本人政府机关留下的。我们有工人,可是缺少技术人员、制药人员。”于是,他就提议两个厂合并。倪柝声跟龙厂长说:“合作不必了,我们把药厂搬到东北去跟你们并在一起,成立个东北药厂。”那时,倪柝声看到生化沪厂的工人要斗他,就想将生化沪厂卖掉,也想将渝厂关闭。正在想如何能遣散要斗争他的工人,就决定把生化沪厂迁往沈阳,和东北药厂合并,一切机器、原料全部卖给东北药厂。职工也动员去东北药厂,那边条件好,工资也可以增加,不愿去的发给三个月解散费。但他又说:“我们在渝厂的弟兄姊妹不要去,以后都到弟兄药厂来。渝厂干脆就把它结束掉、渝厂的机器也卖给东北药厂。”

当时,龙厂长要买生化渝厂的一个高压锅。倪柝声开价三十万人民币,他说这只高压锅是用三万美金买进来的。他这笔钱是向香港阳本公司借的,言明将来要还美金的。现在美金官价结不到,只能照黑市一元美元合十元人民币计算,这个高压锅因此要三十万人民币。龙厂长居然同意这个价格,就将高压锅买下了。那个高压锅运到东北,他们也不会用,就丢在外面。可未曾想,后来这事成为倪柝声严重盗窃国家资财的罪证。

生化沪厂迁厂东北了,生化渝厂也关闭了,倪柝声认为生化沪厂有不信的人在作梗,才经营不顺。现在生化已解散,可以完全由弟兄们自己来办厂。接着,他就筹备一个弟兄药厂,由教会中的弟兄来经营,厂址借胶州路生化沪厂旧址,资金是由他出的,由弟兄们顶名作股东,产品是又一更新的肺病新药,取名“结核安”。后来,他又预备在上海开个锦绣化工厂,并将一部分钱投资到汉口去开珞珈药厂,又在上海开了翠华颜料厂。他把弟兄姊妹的薪金提得很高,目的是要他们从工资中每月拿出十分之一来奉献给教会。

一九五一年底到一九五二年十月,全国开始“三反五反”运动。“三反”,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所谓五毒),就是反不正当的商业行为,包括: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当“五反检查队”在东北药厂发动该厂工人揭发雇主的“五毒罪行”时,前上海仁和药厂(即今第十七制药厂)的厂长,后被聘为上海生化沪厂的副总经理,再后来迁往东北的史济汤,在东北药厂检举了倪柝声(当初高压锅就是倪柝声托史济汤从一家染料厂买的),说他将高压锅以三十万人民币的高价卖给东北药厂,这就被视为是盗窃国家资财。因此,东北公安部派人来上海,于一九五二年四月十日来到江西路生化办事处,要倪柝声当即到沈阳去交代被控罪状。当时,张品蕙并不十分担心,因为在这场运动中,许多资本家被带走交代问题是常有的事。可是,在被押前去沈阳途中,倪柝声在火车上被正式逮捕。

倪柝声在沈阳受审定罪后,旋于一九五三年初被押回上海,关押在上海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在那里,他继续接受审查其“经济犯罪”以外的“重大罪行”。同年六月,上海市公安局举办“反动会道门罪证展览会”。在展览馆后面也附设了一个房间,专门陈设倪柝声和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龚品梅的“罪证”,许多学生由校方带领参观了展览。

二、见证被人怀疑

倪柝声去办工厂是逼不得已的,他曾说过:“我去作生意,如同寡妇被迫再嫁。”他给了众人一个统计,从哪年到哪年同工有多少,后来因着营养不足,肺病死去的有多少,他们的家属所受的贫穷灾苦又是多少。他告诉众人,当他看到这样的情形时,只好去作生意。从历史事实中我们也看见,倪柝声作生意,不是为着自己,也不是为了供自己和家人享用。在他一九四八年恢复职事后,不但把生化药厂交出来,而且他连自家的三处房产都奉献出来了,为着主的工作所使用。

当药厂赚钱时,他没有为自己保留,那时的鼓岭训练所需的一切费用开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开办的生化渝厂;当药厂亏本时,每一次,他顾念人,不愿叫人吃亏,将一切难处、债务都自己承担下来。正如一九四二年发生大风波期间,药厂因亏本,连红利都付不出,许多弟兄姊妹将股票卖掉,卖不掉的就怨声载道。结果,倪柝声只得自己买下,全厂的股份到后来差不多百分之九十都是他的。在现今看来,遇见这样一个好老板,实在不容易。但是,因着倪柝声作生意,他的整个见证都被人怀疑,有的人恶意地批评他,说他做生意乃是与世人同桌吃饭,而这些人都是他过去见证所结的果子。就连那些从前暗中接受他经济帮助的一些弟兄,都公开反对他。神家里的人是如此,那些不信的人就更加过分了。他们不仅出于嫉妒无理地要求涨工资,而且几次想要联合起来斗争他。甚至接受过他恩惠聘用的人,检举揭发他将高压锅出售给东北药厂是盗窃国家资财。

遗憾的是,生化渝厂建起来后,倪柝声看到工作上经济的问题解决了,也没及时安排生化渝厂的组织、登记人事方面的问题,就上福建鼓岭山上办第二期”执事之家“去了。这就留下了后患,导致给那些想要斗他的人,去告发的机会。即使等他从福州回上海后去补救,也给人落下虚设字号、逃避资金、巧立名目等把柄。并且,在五反运动时,检查队查到一些“美金借款”账号,还有一些账里的问题,他们认为这是偷窃国家资产。又说从香港来的钱中间有帝国主义的钱。为什么呢?他们主要查有没有钱到教会里面去。因为过去他们要教会填接受帝国主义津贴,地方教会就说我们是自养的,我们没有帝国主义的钱。他们不相信,他们要借着五反运动,从生化厂的账里查出有没有从香港进来帝国主义的钱经过生化厂再到教会,他们要从生化厂打开缺口,否定地方教会早就自理、自传、自养的说法。

三、秘密审讯

倪柝声被捕之后,开始接受长达四年的秘密审讯。由于政府的保密,没人能知晓他遭受了什么。又因正值抗美援朝期间,许多人一直被单独关押反省且被拖延审判。无论是在沈阳,还是在上海,我们从当时的同工所接受审讯的情形,不难想象倪柝声在那期间所受的苦,绝不会比那些同工少。

我们先来看张锡康的例子,他是上海生化渝厂的经理。一九五二年二月,东北药厂进行五反运动,紧接着倪柝声被捕。七月上海生化厂(应是后来的弟兄药厂)进行五反运动,作为高级职员的倪怀祖、王大和和张锡康都被隔离审查交待问题。十月十日,张锡康被逮捕,经过三日三夜的疲劳审讯,终于把他收入看守所。当他跪下来时,站在铁门外的看守解放军看见了,说:“你这作什么?站起来。在这里不许搞这一套。”他就站起来坐在地板上,闭眼祷告。解放军又喝道:“不许打瞌睡,眼睛开起来。”这里就可以看出,他们对待被逮捕的基督徒时,不仅是疲劳审讯,而且是不许可跪下,也不许可闭着眼,更不许可打瞌睡。那时家人在外面也不知他的去向,又不能送东西来。在审查时期,不能与外界接触。

张锡康是如此,倪柝声更是如此。在他被捕后,就像从地球上消失了,当时没人知道他的去向。当他离开信徒们之后,“三自革新”运动的代表,继续向各处地方教会的长老们伸出“友谊”之手。可长老们都无法联系倪柝声进行交通商讨,于是有些人就同意加入“三自”,但那拒绝的,就一个个轮流被逮捕。

倪柝声是人,他不是神,他与我们一样有人性的情感和考虑,以及内心的种种猜测。当夜晚来临时,他被囚禁于监牢一偶,孤独且无助,他会在心里时常问自己,如这场运动什么时候过去,白天他们还要批斗他多久,审讯还要多久,会不会被判刑,能判多久?张品蕙不知他的去向,肯定很焦急,她的身体还好吗?众教会现状如何,他们是怎么往前的呢?现在都已加入“三自”了吗?......许多的问题,有想到大环境这场风暴,也有想到他个人的前途,如还要关多久或判多久;又想到他亲人对他的思念,彼此都是焦急万分,却无可奈何;更想到今后地方教会所走的路......一幕幕景象,在他的脑海里浮现;一个个问题,叫他无法找到答案,也没有人告诉他任何讯息。他就是在这种心境中,一天熬过一天。但他知道,思虑太多也是徒然,最终是要仰望主,把自己内心的焦虑和不安,都交托给主。于此,他也能够在主里获得力量、安息和稳妥,并将一切的消极化为从神来的喜乐。就这样,他熬到了一九五三年初,被押回上海。当囚车载入上海的那片土地时,当他戴着手铐从囚车上被押下来时,当他重新呼吸到久违的上海的空气时,这使他获得些许安慰。也许,他会暗自思忖道:“在地理距离上,总算离品蕙近了,离弟兄们近了。不管将来如何,都有可能尽快得知他们的消息了。”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他被关押在上海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里,一关就是三年半。看守所的条件比拘留所好点,但环境仍是恶劣的。几十个人拥挤在一个极小的房间里,只留一个窄小的出气洞,里面装着一个小鼓风机。盛夏季节闷热时,常常会感觉透不过气来,若有心脏等疾病,似乎不能生存下去。犯人每天早晨,铺床叠被,堆成“沙发”,擦地板,抬马桶,接热水和早饭;不许交头接耳,谈天说地,每个犯人都要背“监规纪律”。能够“自由”的机会,兴许就是出去放风时,还能晒晒太阳,并与混熟了的监友聊一会,但各人的案情和反动言论是不谈的,因为每个犯人对后果都心知肚明。假如有谁不老实或表现不好,就往往要接受长时间面壁反省和不停洗刷马桶这类的脏活。

倪柝声在那里继续接受审查其“经济犯罪”以外的“重大罪行”。这个时候,人要定罪他,不单纯是经济上的,而是转移到信仰上。因为他是基督教里的头头,并且是不服管的;他不愿意参加“三自”,就自然成为反革命分子,成为人民的敌人,也势必成为专攻的对象。从同年六月上海市公安局举办展览会,附设了一个房间,专门陈设倪柝声和龚品梅的“罪证”,就能看出当局已完全要在宗教信仰上着手,看看怎么把倪柝声等人严办,为巩固新政权的稳定,并消除一切“不服管”分子。

基于此,一九五五年底和一九五六年初,全国基督徒聚会处进行肃反运动,其实生化厂五反运动乃是教会肃反运动的前奏。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八日,上海市宗教事务局在南阳路聚会处内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要全体会众参加。一连串的罪名加在倪柝声和他的同工们身上。集会持续十二天,为要引起众圣徒的愤慨,预备在月底所要举行的群众控诉大会中有所斩获。而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肃反是从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九日开始的。这一天,倪柝声的案子在上海公安局法庭秘密举行听证会,控告他在南阳路基督徒聚会处从事有计划地反对人民政府的反革命阴谋,控告项目包括:在政治上极其反动(没有站在坚决反帝的人民立场上,与外国传教士有来往,并从事间谍及破坏工作),在经济上偷税漏税,在生活上和多位女同工有染,并购买摄影机拍摄并私藏色情影片。

在同一天,大逮捕、大清洗和大搜查,恐怖的气氛笼罩整个上海,许多同工被捕,包括李渊如、汪佩真、张愚之、蓝志一等人。第二天下午,预先安排的控诉会在天蟾舞台大礼堂举行,约有二千五百人参加。由宗教事务局处长罗竹风主持,市公安局卢伯明副局长作报告,许建国副市长作报告,并重申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这次控告公布所有细节,展览照片、“罪证”文件,而这些所有资料都是官方用几个月时间编纂出来的。其间,副市长演讲说:“我们目前的问题是有些革命分子躲在基督徒聚会所内,倪柝声及他的同伙反对‘三自革新’运动,不是因为宗教的关系,而是他们有共同秘密的企图。”在会上起来控诉的有二医青年学生许梅骊等。许梅骊当天的控诉,后登载于二月二日的 《解放日报》。除了许梅骊,还有陈见真、刘良模等一些发言。而二月一日《解放日报》在头版新闻栏中刊登了几个大字——破获了隐藏在“上海基督徒聚会处内的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报上还登了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二月三日《解放日报》又登载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会扩大会议,通过肃清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决议。

罢了!这就像一场闹剧,又像一场阴谋!最终,六月二十一日下午,倪柝声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庭受审。参加旁听的有一百多人,其中包括政府有关领导(公安、检察等执法部门和宗教事务局等)、基督教界知名人士、三自和《天风》的领导人以及各界代表。上海聚会处出席的代表有唐守临、刘约翰、任钟祥、左弗如、张锡康、张主怀、刘菡芬、张仲贤、陈梅珍、张振华、范在甲和许梅骊,一共十二人。审判经过了五个小时,倪柝声被判犯了所指控的各项罪名,给他判处最高的有期徒刑十五年监禁和劳改。当时,倪柝声并没有否认对他的指控,正如他一贯的作风,他常说:“他们所描绘的倪柝声,我自己也会定罪。”随后,他被移送到上海市第一监狱(提篮桥监狱)服刑,个人囚房大约九英尺长,四点五英尺宽,房内只有一张木制的平台可供睡觉,也是惟一的家具。

但从吴秀良在《破壳飞腾》里给我们提供的资料看(16页),面对这个判决,倪柝声曾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理倪柝声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是倪柝声为着自己的见证,并众教会的见证,决定效仿使徒保罗向凯撒上诉。然而,正如保罗一样,还是被罗马执政者斩首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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